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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公园里热浓的空气稍稍清凉下来，那丛樟木林子，正在喷吐着一蓬蓬沁人脑脾的辛香。十七的月亮比十五的又昏黯了些，托在最高那棵大王椰的顶上，如同一团烧得快成灰烬的煤球，独自透着晕红晕红的余晖。四周沉寂，只有莲花池那边的台阶上，传来剁，剁，剁，一声又一声孤独的步音，焦灼、迫切，渐渐消失到远方，蓦地回头，却又转身过来，愈来愈急，愈来愈响。他那高大的身影，穿过来，穿过去。嶙峋、突兀，从台阶这一端蹭蹬到台阶那一端，无休无止的在徘徊，在踟踌，直到他跟我撞了个照面，他才倏地煞住了脚，一双钉耙似的长手臂扣到我的肩上，他那双炯炯的眼睛，逼视着，如同原始森林中的两团野火，猛的跳跃了起来。
　　“我一直在找寻你，阿青，找了好久了。”

　　“他们都说是我杀害了他，是么？”
　　黑暗中，龙子的声音，好像久埋在地底的幽泉，又开始汩汩的涌现上来。
　　“我杀死的不是阿凤，阿青，我杀死的是我自己。那一刀下去，正正插中了我自己的那颗心，就那样，我便死去了，一死便死了许多年......”
　　我们两个人，肩靠着肩，躺在一个铺垫着浸凉藤席的沙发床上。在南京东路三段的一条巷子底，王夔龙父亲那幢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古旧的官邸里，我们躺在龙子从前那间临靠后院的卧房内。床脚下，点着一饼浓郁的蚊烟香，香烟袅袅上升，床头的纱窗外，几扇芭蕉的阔叶，黑影参差，忽开，忽合，在扫动着，院子里有夏虫的鸣声，颤抖，悠扬，一声短，一声长。
　　“许多年，我藏在纽约的曼赫登上，中央公园斜对面七十二街一座公寓大厦的小阁楼里，变成了一个不见天日的野鬼。白天，我躲在百老汇一家地窖酒吧里，打零工，赚些零用钱。到了深夜，到了深深的夜里，我才露面，开始在曼赫登那些灯光灿烂，行人绝迹的街道上流荡起来，从四十二街一直走到第八街，走到两条腿酸疲得抬不动了，我便在华盛顿广场的喷水池边，坐了下来，坐在那里，坐到天明。有时候，我乘地下车，在纽约的地底下，横冲直闯，从一路车换到另一路，一直乘到方向完全迷失，才从地底下爬出来，跨入一片完全陌生的黑暗地带，在那些黑影幢幢的高楼中间，盲目的乱转起来。有一次，半夜三更，我闯进了哈林黑人区。那个夏天，黑人暴动，每夜都有警察在跟黑人揪斗，那晚我走到一团黑漆漆的人群中间，也给警察拳打脚踢赶上了警车，捉到拘留所去。可是那时我并不懂得害怕，因为我一点感觉也没有......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我站在河边公园的一棵大榆树下，雨水从树叶树枝上冲下来，浸得我全身透湿透湿。我的双足陷在泥沼里，愈陷愈深，泥浆灌进了我的鞋子里，冻得我一双脚都发了麻。我一直望着远处华盛顿大桥在风雨中闪烁着的灯光，全然忘却了还有一个人跪在我的脚下，在啃食着我的身体。又一个大雪纷纷的冬夜，我在时报广场一家专演黄色电影的通宵戏院里，倒在最后一排，昏昏睡了过去。醒来时，大概已是清晨。一间又黑又大的戏院里，上上下下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大银幕上人体乱跳，可是我完全没有看见，只是当我低头看表时，手腕上那只我在台湾考上大学时父亲送给我做纪念的劳力士却不翼而飞，让人家顺手剥走了。那些年，我在纽约的街头上流浪，前前后后，大约总吃了几百只牛肉饼了吧。可是我却一直不知道牛肉饼是什么味道。我失去了味觉，嚼什么东西，都如木屑一般。有一次，我到格林威治村买了一只牛肉饼，一口下去，把舌尖咬下了一块肉来，一嘴的血，我自己也不知道，和着自己的血肉，把牛肉饼一齐吞下到肚里去。然而有一天，我突然恢复了知觉......
　　“那是一个圣诞夜，纽约大街的圣诞树上都点满了红红绿绿的彩灯，到处都在唱平安夜。那晚落雪落得早，五六点钟，曼赫登上已经变白了，人们跟家人聚在屋内，开始圣诞晚餐。我也跟着一群人，在吃圣诞晚餐。我们一共有一百多个，有六七十岁全身松弛得像只空皮囊的老人，有十几岁四肢刚刚圆滑鼓胀的少年；有白人、黑人、黄人、棕色人，在那个圣诞夜里，我们从各处奔逃到二十二街躲入一幢又黑又旧的高楼里，在一间间蒸汽弥漫的密室内，我们赤裸着身子，围在一块儿聚餐，大家静默而又狂热的吞噬着彼此的肉体。我离开那间三层楼像迷宫一般的土耳其蒸汽浴室，出到街上，外面已经蒙蒙亮了，天上的雪花给寒风刮得乱飞，到处白茫茫的一片。我坐地下车回家，走过中央公园门口，突然间，里面树丛中闪出一团黑影来，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平常夏夜里，中央公园那一带树荫下，经常人影幢幢，在那里互相追逐。就是冬天，有时候，还会剩下几个孤魂野鬼，在寒风中，彷徨徘徊，直到天明。那天，我已经精疲力尽，遍身麻木，于是便加速脚步，往七十二街家里走去。走到公寓门口，后面跟着我的那个人，却追了上来，声音颤抖的叫道：‘先生，有零钱么？我饿了。’我回头看，发觉那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裹在一件黑呢带斗篷的大衣里，斗篷盖在眉上，遮掉他半张脸。他佝着背，一身抖瑟瑟的。我对他说，我楼上有热可可，他便跟了我上去。进到房中，他脱去大衣，里面只穿了一件暗红色破旧的套头紧身衫，露出他那瘦羸的身子来。他有一头大鬈大鬈的乌黑的头发，蓬松松的堆在眉上，一双大得出奇的黑眼睛，深深嵌在他那张削薄青白的脸上，烁烁发光。他看起来约莫十六七岁，像是一个波多黎哥的孩子。我冲了一杯热可可端给他，他接过去，双手捧起杯子，也不怕热，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得精光。他那张冻得青白的脸上才渐渐泛出一丝血色来。他坐在我的床沿上，一双大眼睛闪烁烁的望着我，在期待着。我知道，那些孩子们要的是什么，二十块、三十块，一个礼拜的饭钱，一个礼拜的房租。我过去伸出手去剥他的衣服，我要尽快打发他走，好蒙头睡觉。当我的手指尖戳中他的胸前，他突然啊的一声惊叫了起来，我赶忙缩回手，孩子抬起了头，对我歉然的笑着，可是他的眉头却紧皱着，一双大眼睛好像痛得在迸跳似的。他自己缓缓的将衣衫卸下，露出了赤裸的上身来。在他那瘦骨棱棱青白青白的胸膛上，横横斜斜，赫然印着几条伤痕，条条有手指大小，青的青，红的红，交叉的地方。一块伤疤，有酒杯口大，正正压在他的心口上，伤口破了，发了炎，浮肿起来，鲜红的，在淌着黄色的浆液。孩子告诉我，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在公园里，撞见一个穿皮夹克骑摩托车，裤带上挂满了铿铿锵锵白铜钥匙有虐待狂的家伙，将他带了回去，用一根长长的铁链子把他捆绑了起来，鞭着他像狗似的在地上爬。‘绑得太紧了，磨破了......’孩子指着他胸口上那块酒杯大的伤疤说道。他嘴角上一直浮着一抹歉然的笑容，那一双深坑的大眼睛，闪烁烁的，那一刻，就在那一刻，突然间，我在他胸口鲜红的伤疤上，看见了那把刀，那把正正插在阿凤胸口上的刀。阿凤倒卧在地上，一身的血，也是那样望着我，一双大眼睛痛得乱跳，可是他那抖动的嘴角上，也是那样，挂着一抹无可奈何歉然的笑容。多少年来我完全失去了记忆，失去了知觉。可是那一刻，那一刻我好像触了高压电一般，猛地一震，心中揪起一阵剧痛，痛得我眼前一黑，直冒金星。我抓起那个孩子一双冰凉的手，握在掌中，拼命揉搓。我跪倒在他面前，把他那双又脏又湿裹满了雪泥的靴子脱掉，捧起他那双僵冻肮脏的脚，搂进怀里，将面腮抵住他的脚背，来回磨擦，一直抚弄到他那双僵冻的脚温暖为止。那个孩子被我弄得手足无措起来，我也不顾他反对，把他抱上床，替他脱去衣裤，去找了一瓶双氧水，用棉花蘸了，替他把他胸上的伤痕轻轻洗干净，然后将一张厚厚的毛毯盖到他身上去。我坐在他头边的地板上，守着他，直到他闭上眼睛，疲倦的睡去。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斜对面中央公园里，树上地上都盖满了一层洁白的雪。太阳刚升起，照得一片晶亮，眩人眼目。我企立在窗前，一身的血，在翻腾，在滚烧，脸上一阵阵的热，如同针刺一般。从前的事，一幕一幕，像万花筒似的，拼凑起来。猛抬眼，我瞥见窗玻璃里，映着一具骷髅般的人影，多少年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
　　“那个孩子，在我那里居留了三个多月。他的名字叫哥乐士。哥乐士是波多黎哥人，是从圣璜来的，他的英文破破碎碎，夹满了西班牙话。他告诉我，三年前他们全家移民到纽约，父亲不愿负担家累，弃家而走，母亲就那样疯掉了，给关进了市立神经病院。有一天，我们走过东河河边，哥乐士指给我看，对面河岸凸出一个半岛，半岛尖端，有一所红砖大楼，四周都围了很高的铁丝网。‘我母亲就关在那里头。’哥乐士对我说道。他说他在纽约街头已经流浪了一年多了，遇见过不过奇奇怪怪的人，也染上了一身的恶疾。他的生殖器上，凸起一块块的红斑，我带他到医院去治疗，他患上了二期梅毒，打了许多针。他的内衣裤总沾着点点斑斑黄浊的脓汁，晚上换下来，我便用消毒药水替他洗干净。我那张铺单人床窄小，晚上我们躺在一起，我一翻身，手肘触中他胸上的创伤，总是痛得他从睡梦中叫醒，于是我便把我的床让了出来给他睡，我躺在他床下的地板上。在黑暗中，我听得到他均匀熟睡的鼻息。三个多月，我天天喂他鸡蛋牛奶，还有草莓冰淇淋----哥乐士人瘦，食量却大得出奇，每天可以吃一小桶冰淇淋哩----他的面颊渐渐丰满起来，脸前那几道铁链子箍出来的创伤也慢慢平复了，结成一条条殷红的疤痕。有一天，哥乐士告诉我他要去探望他的母亲，可是他一去，再也没有返来......
　　“然而，阿青，哥乐士失踪了，可是在纽约曼赫登那些棋盘似的街道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哥乐士那样的孩子，日日夜夜，夜夜日日在流浪、在窜逃、在染着病，在公园里被人分尸。那么多，那么多，走了又来，从美国各个大城小镇。有时候在中央公园的树丛里，有时候在地下车站的厕所中，有时候在四十二街的霓虹灯下，我会突然看到一双闪烁烁的大眼睛，那是阿凤的眼睛，痛得在跳跃的大眼睛。于是我便禁不住要伸出手去抚摸那个孩子的面颊，问他：‘你饿了么？’有一次半夜我带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犹太孩子回家----他蜷卧在公园外面人行道的长靠椅上，睡着了。我把我的床让给他睡，可是天还没亮，他却爬了起来，到处翻我的东西。我没有作声，看着他把我的皮夹从裤袋里拿出来，还顺手牵走了我一副太阳眼镜。又一次，我带了一个饿得发抖的意大利孩子回去，我煮了通心粉喂他吃，吃完后，他却倏地抽出一把弹簧刀来，逼我要钱，那天正好我的现款用光了。他以为我说谎，暴怒起来，一刀戳到我胸上，戳偏了，没有中要害。我倒在地上，也没有呼救，血一直沁到我的夹克外面来。我听得自己的血一滴一滴落到地板上，渐渐昏迷了过去。第二天，房东太太叫救护车来把我送进了医院，在里面住了一个星期，输了两千CC的血。我的肉体虽然很虚弱，可是感觉却异样的敏锐起来，敏锐得可怕，好像神经末梢全部张开了，一触便发痛。出院那天，是个星期天的下午，走出医院外面，八十三街近公园那里，靠墙坐着一个老黑人，一个满头花白的瞎子乞丐，眨着一双青光眼，在拉着一架破烂的手风琴。冬天的夕阳把他地张皱得眉眼模糊的脸照得赤红。那个老黑人正拉奏着一首黑人民谣：Going Home。手风琴的声音在寒冷的暮风里，颤抖抖的。我背着夕阳，踏着自己的影子，走着走着，突然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欲望：我也要回家，回到台北，回到新公园，重新回到那莲花池畔。可是我还得等两年，两年后，我父亲才过世......”
　　龙子那汩汩上冒的声音，突然间好像流干了似的，戛然中断。窗外那轮黯红的月亮，冉冉沉落到那几扇肥大的芭蕉叶上来了。我的眼睛酸涩得张不开了，矇着过去，等到醒来，纱窗外已经透着青濛濛的曙光。我感到呼吸困难，脸上好像压着一根沉甸甸的铁柱一般，是王夔龙那只钉耙般的手臂，正正的横卧在我的心口上。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衬衫？阿青？”王夔龙带我回来的时候，问我道。
　　“蓝的。”我说。
　　“明天我们到西门町替你去买一件。”他把我脱下的衬衫挂到门背上，我的衬衫右肘，破了一个大洞。
　　王夔龙要求我搬到他父亲南京东路那幢古老的住宅里，跟他一块儿住。
　　“再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照顾你。”
　　他在黑暗中向我幽幽的乞求道，他说怎么我也会有那样一双眼睛，一双痛得在跳的眼睛，他头一晚在公园里便发觉了。他伸出他那只瘦棱棱的大手，在不停梳耙着我的头发。离开家三个多月，在有一顿无一顿，昼夜颠倒的流浪日子里，也曾有几次，半夜里突然惊醒，有时在候车站的下流旅馆里，有时候在万华一间又脏又热的小阁楼一铺陌生人的床上，也有一次，竟倒卧在公园里博物馆前的台阶上，醒来的那一刻，心中确实渴望着有一间能长久栖留的居所，可是有人要收容我的时候，我却又借故溜脱了。我在公园里才出道一个星期，便遇见了一个好心人，一个姓严的中年人，他在西门町银马车当经理。他介绍我到银马车去当小弟，并且收容我到他金华街的那间公寓里。他对我说：才出来还有救，陷下去就要万劫不复了。我穿上了银马车雪白洁净的制服，托着咖啡、红茶、酸梅汤、芒果冰淇淋，十小时不停脚的周旋在那些到西门町来看电影买东西的客人中间。到了第四天晚上，我在厕所里悄悄的脱下制服，换上自己的衣裳，趁人不注意，从后门溜了出去。我从中华路朝着小南门一直奔跑下去，愈跑愈快，一口气奔回到公园里，跳到莲花池畔的台阶上。我突然起了一个逃走了念头，逃出王夔龙父亲那幢古老的官邸外面去。前些时在新南阳看过一张美国西部片：《黑峡双枭》。是讲落为草莽出没峡谷的两兄弟----哥哥是亨利方达演的。两人一生抢劫为恶，最后被官兵追赶，哥哥掉进了流沙里，弟弟伸手去救，一齐给拖进了泥淖中。两个人揪着扯着，慢慢沉沦下去，最后只剩下四只手，伸在流沙外，拼命的在抓。我轻轻将龙子的手臂从我胸上挪开。他那根钉耙似的手臂，压在我心口上，那样重，直往下沉，我觉得就如同黑峡谷里强盗哥哥伸出的那只急切拼命的手一般，要将我拖进流沙里去似的。我悄悄的下了床，穿上我那件破了洞的衬衫，走了出去。外面的铁闸大门上了锁。铁闸很高，门上耸着三尺长黑色的铁戟。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翻越出去，把小腿都刺出了血。

　　下午三点钟，台北市热得像一只走投无路的大癞毛狗，舌头吊得老长，在嗬嗬的拼命喘息。阳光劈射下来，炙得人的头皮直发痛。我到圆环江山楼去找老鼠。他在盛公的“派对”上跟我约好一同到新南阳去看《吊人树》。老鼠要请我的客，因为前几天他做了一票，颇为得意。老鼠住在他哥哥乌鸦那里，就在晚香玉后面一栋阁楼上，是晚香玉老鸨陈朱妹的房子。晚香玉那些妓女都在睡午觉，一间间幽暗的黑洞，有些连帘幔也没有放下，隐隐约约看得到里面床上，躺着一堆堆黄黄白白的肉。天气热，那些妓女都把外衣卸下，只穿着奶罩及三角裤，透出来一阵阵浓浊的脂粉香及人肉味。我穿过走廊走进后院，在阁楼下吹了几下口哨，两短一长----是我跟老鼠、小玉、吴敏我们四个人之间的暗号。阁楼上一扇窗户倏地张开，探出一颗小头来。老鼠笑得眯起了眼，龇牙咧嘴。他鬼鬼祟祟回头探望了一下，向我打了一个手势，要我上去。我爬上一条极长极窄又暗又陡的石级，上面阁楼的门，却是紧闭着的。呀的一声门开了一格缝，里面顿时有人厉声喝道：
　　“什么人？”那是乌鸦的声音。
　　“莫要紧，是阿青。”老鼠应道，向我咋了一下舌头。他打着赤膊，只穿了一条黄白粗布的内裤，裤带奇长，打了一个蝴蝶结，还有一头吊到膝盖上，甩来甩去。
　　原来里面在赌牌九，密密的围了一桌子人，男男女女有八九个。门窗都关得严严的，下了竹帘，开了灯，两把高脚电扇对面呼呼地来回吹着。赌钱的人都在抽烟，一屋子的乌烟瘴气。陈朱妹正在推庄，哗啦啦奋力的洗着一副骨牌。她是一个胖大的龟婆，身上只套着一件麻背心，一双肥大的奶子，甩浪浪的便吊到了桌面上；两筒膀子粗黑，肉肉节节，像一对蹄髈一般，头上乌油油的梳了一只麻花髻，上面扣着一副黄澄澄厚厚重重的金发卡，左边鬓上却插着一串玉兰花，花色都泛黄了。乌鸦坐在天门上，一只腿蜷了起来，踏在长凳上，上身赤精大条，露出一叠叠虬盘起伏的肌肉块子来，赤黑的背胛上，汗珠子颗颗黄豆一般大。乌鸦赌得一脸飞红，额上的青筯都叠暴了起来，一双火眼，凶光外露。他一只手抻下去，不停的在抠着脚丫子。乌鸦是个六呎开外的猛汗，身量慓悍魁梧，是晚香玉的保镳头目。老鼠说，他哥哥乌鸦从前在三重镇打铁出身的，他喝醉了酒，钳起一块红红的铁，擂到老鼠脸上便要烙他的嘴。牌桌上，男男女女，都赌得冒火了似的。男人全脱了上衣，女人扎的扎头发，翻的翻领子，桌面上花花绿绿堆满了钞票。挨在乌鸦身边，穿着一件粉红底滚豆绿边连衣裙的是乌鸦的姘妇桃花。桃花头上扎了一条洒花手帕，扎得脑后一撮发尾子高高翘起，像鸭屁股一般。陈朱妹洗好牌，大家纷纷下注。乌鸦押天门，厚厚的两叠钞票便摔了下去。陈朱妹板起一张扁平脸，一双关刀眉，高高扬起，乌黑的厚嘴唇瘪成了一把弯弓，一脸杀气腾腾。她掷了骰子，把各家的牌推了出去，等到大家一翻开，她才倏地大嘴一张，一口金牙闪闪发光，手上两张骨牌叭的一下，猛拍到桌上，破口大喊：
　　“至尊宝，三丁配老猴，通吃!”
　　几乎异口同声，桌上的男男女女，都骂了一声干!正当大家恨的恨，悔的悔，摔牌的摔牌，吐口水的吐口水，陈朱妹却咕咕咕笑得像刚下蛋的老母鸡，扑到桌上，展开两筒蹄子般的粗黑手臂，把桌面的钞票两扫便扫到她面前去了。乌鸦回过头，跟桃花两人狠狠的互相埋怨了几句，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老鼠忙跟我挤了一下眼睛，把我带到后面厨房里去。他告诉我，乌鸦他们赌得很凶，有时一晚输赢几万。聚赌的人，各家妓女户的老鸨、保镳都有，还有一些熟嫖客。有时候赌红了眼，便动起武来。有一次，一个流氓嫖客在骨牌上掐记号，给乌鸦当场抓住，一顿毒打，把那个流氓打得下巴颚都脱了节。
　　“等我服侍他们喝完了绿豆汤，我们再溜出去，”老鼠对我说道。厨房案上，搁着一大锅绿豆汤，锅里浮着一块冰砖。老鼠伸出一只手指到那锅绿豆汤里搅了两下，笑道：
　　“够凉了，我们先来喝他两碗，受用受用!”
　　老鼠舀了两碗满满的绿豆汤，递了一碗给我。
　　“快喝，快喝，烂桃子看见，又要鬼叫了!”
　　老鼠把桃花叫烂桃子。他说桃花洗澡他去偷看，活像一只烂桃子。我们咕嘟咕嘟一口气把绿豆汤喝光，老鼠嘴巴上黏了一圈绿茸茸的汤汁，他伸出舌头，上下一转，竟舔得干干净净。他向我抢了一个鬼脸，吱吱的笑了起来，我踢了他一脚屁股，喝问他道：
　　“你这个小贼，昨晚在盛公‘派对’里你办了多少货，快从实招来!”
　　“嘘!”老鼠嘘了我一下，咧着一口焦黄的牙齿笑道，“你莫闹，我带你去看，昨晚可捞到不少宝货!”
　　老鼠把我带到他房间里，那是厨房边一间只有四个榻榻米大的行李房，里面堆满了破旧的箱子笼子，中间挤着一铺小竹床，房中没有窗户，热得像烤箱，闷着一股霉臭。老鼠进去，捻亮了床头一盏四十烛光的小电灯。他钻进床底，拖出一只生了黑锈的洋铁箱来，箱上锁着一把大铜锁，老鼠双手把那只洋铁箱捧起，紧紧搂在胸前，对我笑道：
　　“这是我的百宝箱。”
　　他从枕头套里掏出了一把钥匙，打开箱子，里面五颜六色，琳琅满目，全是老鼠偷来的宝贝。他一样样全翻了出来，散得一床，好像小孩子摆家家酒一般：两副太阳眼镜，一副金边的只剩下一面镜片子。五管自来水笔，派克五十一一支，派克二十一三支，犀飞利一支。手表两只，一只铁达时，一只宝露华。打火机七枚，各种牌子都有。六把大大小小的指甲剪，袖扣四副，领事夹两根，钥匙链两条，一金一银，全生了锈。还了缺了齿的梳子数把，还有牛角靴拔，还有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烟缸烟碟，不知名目的破铜烂铁一大堆。老鼠盘坐在床上，四周围着他的赃物，他眉飞色舞的一件一件指着告诉我他的宝物的来历，每一件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人时地一点也不差。那一对玻璃镂花的心形烟碟原来是摆在天使饭店的会客室里的。那支银套犀飞利原是衡阳街成源文具公司柜台上的样品。两条钥匙链，一条是在日新大戏院里摸到的，一条却是一个童军老师身上的，本来上面还挂了一枚口哨，老鼠趁他熟睡的当儿便牵走了。至于那几个牛角靴拔，全是生生皮鞋公司的赠送品。
　　“这管钢笔拿去当掉算了，”我捡起那管金套子宝蓝笔杆的派克五十一说道，“当出几个钱，咱们去吃吴抄手。”
　　“去你的!”老鼠猛一把劈手将那支派克笔夺过去，死命握在手里，“我才舍不得呢!这支笔，是我最心爱的宝贝儿!”
　　老鼠将那管派克笔的金套在内裤上狠命的磨了几下，将汗污拭去。
　　“阿青，你吃过广东点心么？”老鼠擎着那管金套派克一面观赏着问我道。
　　“怎么没吃过？马来亚、枫林小馆都去过。”
　　“从前我还不知道杀骑马是什么东西呢。”老鼠突然感慨起来。
　　“那因为你是个土包子。”
　　“我怎么能跟你们比？”老鼠乜斜着眼睛瞅着，自怨自艾起来，“你和小玉、小吴你们都是大牌，有那些大爷们请你们上馆子。我是除了卢胖子卢爷的聚宝盆，什么大饭馆也没有去过----就是上个月去过红宝石，吃广东点心。是黄先生带我去的，黄先生那个人够意思的很!他点了一桌子的虾饺、烧卖、叉烧包，吃完又买了一盒杀骑马给我带回来当早饭。他在高雄一家观光饭店当经理，还到高雄去玩呢。这支派克五十一就是他的。”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贼，”我笑骂道，“人家对你好，你还要偷人家的东西。”
　　“你莫要瞎说!”老鼠拼命摇手抗议道，“我哪里是忘恩负义？我实在是心里喜欢他这管笔，拿来玩玩，做纪念。反正他们有钱人，哪里在乎呢？”
　　“好吧，那你昨晚捞到多少宝贝，快点拌出来，大家分赃分赃。”
　　“好哥哥，昨晚可中了头彩!”老鼠拾起那只宝露华咧着嘴笑道，“这只表不知是哪位大爷留在洗手间的，得来不费吹灰之力!瞧瞧，全自动，还有日历哪!”
　　老鼠摇了一摇那只宝露华，凑到我耳边。
　　“还有香烟呢？”
　　“什么香烟？”老鼠眨了一眨他那双小眼睛。
　　“你娘的，还装蒜!”我推了他一把，“昨晚我明明看见你一包一包的长寿往屁股后头塞。还不快点拿出来招待哥哥，难道还要等我来搜贼赃不成？”
　　老鼠笑嘻嘻从草席下面摸出了一包压得扁扁的长寿来，我赶快一把抢走。他又伸手到席子下面摸索了半天，掣出两包印了英文的锡纸包来。
　　“这两包不晓得是什么货色，是我昨晚从一个家伙后裤袋里摸出来的。大概是咖啡精，我们去冲来喝。”
　　老鼠撕开一角，里面却战弹弹的跌出一只东西来，是一只米黄色的胶套子，像只婴儿吮奶的胶奶头。我们两人都怔了一下，同时哈哈大笑起来。我一拳揍到老鼠头上，笑得弯下腰去，骂道：
　　“你这个下流贼，这种东西也去偷，不怕晦气!”
　　老鼠把另一包也拆了，一只大拇指上套上一只，对着摇来摇去，好像在玩布袋戏一般。
　　“你莫笑，”老鼠说道，“这个东西，也值几个钱。回头我去卖给楼下那些嫖客。对他们说：‘美国货，一定保险!’”
　　“老鼠!”外面桃花尖厉的声音叫了起来，“把绿豆汤端出来。”
　　老鼠赶忙跳下床，七手八脚把床上的赃物急急放回他的百宝箱内，将箱子锁上，藏回床底，才匆匆走出去。他用一只茶盘，托了六碗盛得满满的绿豆汤，兢兢业业的端到牌桌那边。赌客们刚推完一庄，在检讨得失。老鸨陈朱妹眉开眼笑在舔着大拇指数钞票，她面前的票子已经高高堆到她下马上去了。一个手上戴了四枚金戒子，一副纽花赤金镯头的中年胖大妇人，双手铿铿锵锵拍了几个大巴掌，嚷道：
　　“阿巴桑今天走的什么运？连吃三庄，吃的老娘屄干毛尽!”
　　陈朱妹也不答腔，径自瘪着乌厚的嘴唇，一五一十的在数钞票。另外一个男人一脸紫胀，气急败坏的抓起那一对骰子，搓了又搓，捏了又捏，又猛吐口水啐道：
　　“干!干你娘!干你老祖公!”
　　桃花倚在乌鸦身后，嘟嘟嚷嚷，满口怨言：
　　“叫你莫押天门，你偏不听!连副天九都给吃掉了，还能押？你这不是‘耗子舔猫鼻----找死’？”
　　乌鸦闷声不吭，佝起背，一只手猛抠脚，一只手却拈起一块骨牌叭叭叭在桌上拍得震响。老鼠踅过去，把绿豆汤一碗碗递给客人，走到乌鸦跟前，他涎着脸，吞吞吐吐的说道：
　　“阿哥，我跟阿青看电影去了。”
　　乌鸦猛回头，手一扬，鼓起一双火眼喝道：
　　“去看电影么？我要你去见阎王哩!”
　　老鼠不提防，脚下一个踉跄，手里那碗绿豆汤淋淋沥沥泼得乌鸦一背，桃花的裙子上也溅满了。乌鸦跳起身来反手一巴掌掀到老鼠脸上，老鼠头一翻，便仰跌到地上去。乌鸦赶上去又狠狠的踹了几脚，踹得老鼠吱吱惨叫，捧着肚子在地上滚成了一团。乌鸦还要举脚蹬，桃花赶上去死命拉住，喊着：
　　“打死他啦!你打死他啦!”
　　其余的赌客也拥上来拉劝了一阵，乌鸦才悻悻然，嘴里咒骂着，一背撒满了汤汁，跑了进去。桃花把老鼠从地上拉了起来，老鼠弯着腰，歪着头，瞅着桃花，他嘴巴两边流着两道鲜血，好像添了两撇红胡子一般。他那张瘦黄的脸，扭曲成一团，又像哭，又像笑。桃花拎起老鼠的耳朵，也在他额上敲了一下子，骂道：
　　“死郎，没长眼睛么!”
　　“免啦!”陈朱妹走过来，摸了一摸老鼠的头，塞了两张十块钱的钞票给他，笑道，“阿婆请你吃红!”
　　老鼠拘起身子，手里捏住那两张钞票，趔趔趄趄，裤带一甩一甩，蹭到厨房里去。他打开水龙头，满头满脸先冲洗了一阵，劈劈啪啪，朝水槽里吐了好几泡带血的口水。他抬起头来，一双小眼睛眨巴眨巴，脸上血水斑斑，活像歌仔戏里，一脸涂满了胭脂的小丑。他那洗衣板似的的肋骨上，有两三块茶杯口大的瘀青。
　　“伊娘咧!”隔了半晌，老鼠又啐了一泡带血的口水。他抬起他那根细瘦的左膀子，低着头，瞅了半天，自言自语道：“发脓了。”
　　他膀子上那几个乌黑紫胀的燎泡，有两个特别大的，已经冒出白白的脓头来。
　　“你自己去看戏吧，”老鼠把搁在案上，刚才陈朱妹给他的那两张十圆钞票拾起来，递给我，“我不去了。”
　　“我也不去了，”我说，“我去找小玉去。”
　　楼下晚香玉那些妓女已经睡醒，一个个搽脂抹粉的妆扮起来，准备上市了。

　　成城药厂办事处在松江路一座办公大楼下面，写字间的陈设看起来都是崭新的，里面日光灯照得通亮，冷气阴阴的开着。外面玻璃窗橱，陈列着大幅大幅的广告画，有肉脐脐雪白滚圆满地爬的婴儿，有笑盈盈穿着艳装的淑女。窗橱里摆满了药瓶样品、胖美儿、保女容、安赐百乐。我推开门走进去，看见小玉正在收拾写字桌上的茶杯烟蝶，几个女职员都在打开皮包，有的拿梳子，有的拿口红出来，对镜整装，预备下班了。小玉穿了一身制服，浅蓝衬衫，深蓝长裤，胸前口袋还绣了“成城”的招牌，一头长发都剪掉了，蓄了个两寸长的平头，俨然一副大公司小职员的模样。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小玉赶忙向我使眼色，迎上来，在我耳边悄声说道：
　　“莫闹，再等五分钟，下了班我请你去吃冰淇淋。”
　　小玉把写字桌收拾干净了，才推着笑脸，向一个穿了西装塌鼻大嘴的男人请示道：
　　“潘经理，我可以走了么？”
　　潘经理朝着小玉一双金鱼眼一滚，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小玉便连忙带着我，溜了出去。我们走到南京东路一家百乐坐了下来，一个人要了一客芒果冰淇淋。
　　“你这副德性，这下子再也销不出去了!”我指着小玉的平头笑道。
　　“休得胡说!”小玉笑道，“小爷现在是成城药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式外务推销员，还销什么？要销就销胖美儿!”
　　“你们林样呢？”
　　“林样到桃园去视查工厂去了。这几天厂里的设备完全装好，下星期开工。林样说，我在这里做事要检点，免得别的职员说闲话，所以我去把头也剃了。”
　　“啧、啧，”我摇头叹道：“没想到王小玉竟变得这么乖了!到底找到个华侨干爹，看样子，真是想从良了!”
　　“好兄弟，”小玉拍了一拍我的肩膀，“你出道不久，还有得折腾呢!我王小玉可是在公园里打过滚来了的。不是小爷吹牛皮，在公园里，我王小玉也算是个头牌大红人了。好多老头子想收养我呢，找个干爹还不容易？可是第一，要我心里愿意；第二，也总要对我有几分真心么!我又不是块肉骨头，让人随便啃来啃去。”
　　“你这话就是扯淡!”我笑道，“老周对你还不够真心？又是手表，又是衣服。”
　　“老周对我也还罢了，”小玉耸耸肩，“可是我就讨厌他是个老骚公鸡，一见了小爷就拉扯。有一次，我伤风，对他说：‘老周，今夜总可免了吧？’那晓得睡到半夜，他又把我弄醒了!”
　　“你少假正经了，你这个骚兮兮的东西，”我笑道，“难道你的华侨干爹就不拉扯你了!”
　　“哄你不是人!”小玉举手发誓道，“头一晚我到六福客栈，去找林样，我们洗了澡躺在床上，喝啤酒，吃花生米，聊了一夜的天。我一直问他日本的事情，他真有耐性，通通告诉了我。我看见林样人好，把身世也讲了给他听，后来讲累了，便枕在他手臂上睡了过去。”
　　冰淇淋来了，我一面吃着，一面问他在成城上班的情形，薪水如何。
　　“两千大圆!”
　　“还不够你买烟抽哩!”
　　“慢慢来嘛，”小玉笑道，“潘经理说，六个月见习完了，做得好还有佣金拿。老潘你看见了？妈的，活像头老虎狗!头一天上班就挨了他一顿官腔......好兄弟，我问你：化学你懂不懂？”
　　“化学？怎么不懂？我在高中的化学念得还不错，考了个八十分。”
　　“这就妥了!”小玉拍了一掌，“好哥哥，你教教我化学吧，我念到初二就跑了出来，化学老早忘得精光，只记得教化学那个老头子告诉我们：‘二硫化碳，招气入鼻，有腐卵臭。’”
　　小玉用手招气到鼻子里。
　　“怎么？难道你要去念书么？”我诧异道。
　　“是这样的，”小玉叹道，“林样说，我没有专门技术，在成城没有好位置，升不上去。他要供我去上夜校，去念个工专，毕业出来，可以在药厂里当技师，那才有前途。我去开南工职打听，考初三插班，化学是主科，别科还可以自己抱抱佛脚，化学我只记得‘腐卵臭’，考个屁？好哥哥，你替我补习补习，临阵磨枪，我考上了，一定好好请你。”
　　“不要等考上，我们先去吃一条龙吧!”
　　“一条龙，一条蛇都可以，你要吃龙肉我也给你弄来。”小玉央求道。
　　“看你力争上游，也罢了。既然拜师，就先叫声师傅吧。”
　　“师傅，师傅，你要我天天叫你老子我也干，你不懂得我这个心!”小玉指着他的胸口叫道，“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我候了这么久，才候到像林样这样一个救星。人家瞧得起我，你说我要不要发愤向上？等我在成城做出点成绩来，说不定林样看见我有出息，日后东京公司那边有机会，让我调到东京，去跟他做事去。”
　　“原来你在钓大鱼放长线呢!看不出你倒蛮有心计。”我笑道。
　　“什么心计呢，人总想往上爬么，对不对？我想趁暑假，好好温书，考上开南，秋季便可以上夜校了。阿青，你看我这个样子，还像个学生么？”
　　小玉摸着自己新剃的平头，笑嘻嘻的问我道。我打量了他一下：
　　“倒有几分像，不过你那双桃花眼太邪，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个‘马路天使’，快去弄副眼镜戴起来，遮遮邪气。”
　　小玉捂住双眼咯咯的笑了起来。我们走出百乐时，我把老鼠给乌鸦毒打的情形告诉了小玉，小玉冷笑了一声，说道：
　　“你莫可怜他，老鼠那个东西带贱!上次他挨了钢丝鞭，我怂恿他搬出来，跟我们挤着住。你猜他说什么？‘我从小在乌鸦那里住惯了。’......”
　　小玉哭丧着脸学老鼠的模样，随即叭的一泡口水吐到松江路的阴沟里。
　　“乌鸦那种王八蛋，敢动小爷一根毛，一瓶巴拉松老早送他上西天!”

　　过了两天，小玉下了班，果真带了两本正中书局吴国贤编的初中理化来找我，替他补习，又提了两挂荔枝来贿赂我。房里热，我们都赤了上身，坐在地板上。我一面剥荔枝，一面开始讲解一些基本的化学观念，氧化还原。幸亏我初中念的，也是吴国贤这本书，大概还记得。小玉离开学校久了，名词符号忘得精光。我讲一句，他问一句，连个最简单的分子式还搞不清楚，急得抓耳挠腮，一头的汗。
　　“你妈的，”我抓起吴国贤的初中理化，敲了小玉那新剃的平头一下，“你吊老头子那么会动脑筋，念起化学来，一脑子的浆糊!”
　　“吊老头子有什么难？”小玉眼睛瞪起铜铃那么大，真抹汗，“化学这个玩意儿哪里有那么容易？明明是水，为什么又写成H2O？”
　　“小玉，我看你不必去老开南了，你去念台大考古系，我管保你不用考试，他们还会给你奖学金呢!”
　　“为什么？”
　　“你真驴!”我笑道，“你对老古董这么有研究，台大考古系要聘你去做研究员了......以后我们就叫你‘王考古’吧!”
　　“老古董有什么不好？”小玉笑得一双桃花眼眯成了一条缝，“古董愈老愈值钱么!”
　　我跟小玉两人足足闹了两个钟头，汗流浃背，总算把几个化学符号弄清楚了。吃晚饭的时候，丽月回来，刚做了头，耳朵边吊满了一绺绺弹簧似的的发卷子，甩甩荡荡的便跨进房里来，看见小玉，先噗哧一笑，又伸出手去摸了小玉的头一下。
　　“玉仔，你干脆把头剃光，到狮头山去当玻璃和尚去!你这几天，人影子也不见，阿青说你拜了一个从东京来的华侨干爹，还是开甚药厂的。以后我那个杂种仔吃维他命，也不用买，就向你表舅要好了!”
　　“下次我带几瓶胖美儿来给小强尼，吃得他胖嘟嘟的。”小玉笑道。
　　“怎么啦，小玻璃，你现在有了个开药厂的干爹，该当大经理了？”丽月也斜着眼睛，瞅着小玉笑道。
　　“没有的事!”小玉笑嘻嘻的说道，“我现在不过是个推销员，上礼拜才开始上班。我们总公司就在松江路，哪天你来参观嘛，丽月姐。”
　　“啧，啧，啧，”丽月摇头叹道，“好了不起，总算又上班了!从前我介绍你到天母那个美国人家里当boy，你上了三天班就跑了出来，还骂得人家屁钱不值一个!”
　　“那个美国佬是什么东西？有资格用小爷？”小玉翘起大拇指指了一指自己的鼻尖。
　　“哦，大概只有你华侨干爹才有资格用你，对么？”
　　“人家林样不一样，人家还要供我去读夜校呢；今天我就是来找阿青替我补习的，我要去考开南了。”
　　“这倒是新闻!”丽月错愕道，“太阳该从西边出来了。从前阿姨一天到晚向我诉苦：‘我们玉仔又逃学喽!’几时见你正经上过一天学？”
　　“学校里那些小王八整天叫我浅丘琉璃子，我还去上他狗屁学!”小玉愤愤然叫道。
　　“谁叫你瞎编故事？在东京出生的？”丽月笑道，“而且我看你长得确实也有几分像浅丘琉璃子!”
　　小玉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阿巴桑，快来看，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学生仔!”丽月朝着阿巴桑招手笑道，阿巴桑正牵着小强尼喘吁吁的走了进来。阿巴桑那胖大的身躯，胸前湿得黑黑的一大块汗迹，她覤起眼睛，朝着小玉打量了一下，唔了一声道：“天热，头发剪短了凉快!”
　　小强尼却瞪着他那双绿玻璃珠似的的眼睛，瞅着小玉在发傻。
　　“小杂种，是表舅，不认识啦？”
　　小玉伸出手去一把将小强尼揽进怀里，小强尼扎手舞脚的尖笑了起来。
　　“今晚吃什么菜，阿巴桑？”丽月问道。
　　“酸菜炒肚丝，芋头泥。”
　　“冰箱里那半只鸡也拿出来炖汤吧，人家玉仔要上学了，慰劳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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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们？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无父的野种？我从来没见过我老爸，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不姓王，那是我阿母的姓。我阿母告诉我，我阿爸是一个日本人，姓林，叫林正雄。他有个日本姓，中岛。我阿母叫他：‘那卡几麻’。我的身份证上，父亲那一栏填着‘殁’。人家问我：‘你老爸呢？’‘死啦。’‘老早死啦。’我总装做满不在乎......”小玉耸耸肩，“可是我心里一直在想：那个马鹿野郎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在东京？在大阪？还是掉到太平洋里去了？那年他回台湾做生意，替资生堂推销化妆品。他去上酒家，在东云阁见到我阿母----两人就那样姘上了。我阿母说，她上了那个马鹿野郎的大当!他回日本，说定一个月就要接我阿母去，我阿母已经怀了我了。那晓得他连东京的地址都是假的，一封封信都退了回来。我从小就对我阿母说：‘阿母，莫着急，我去替你把“那卡几麻”找回来。’从前我一天到晚跑那些观光旅馆；国宾、第一、六福客栈，通通跑遍了，你猜我去干什么？”
　　“去兜生意。”
　　“卵椒!”小玉笑了起来，“我去旅馆柜台去查，查日本来的旅客名单。唉，艰苦呢!先查他的中国名字，又要查他的日本名字。我常常做大梦：我那个华侨老爸突然从日本回来，发了大财，来接我阿母跟我到东京去。”
　　“又在做你的樱花梦啦!”我笑道。
　　“阿青，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我会飞到东京去，去赚大钱，赚够了，我便接我阿母去，我来养她，让她好好享几年福，了了她一辈子想到日本去的心愿。我要她离开她现在这个男人----那个混账东西，不许我们两母子见面呢!”
　　“这又是为了什么？”
　　“嗐，”小玉叹了一口气，“我在他的面里下了半瓶‘巴拉松’。”
　　“乖乖，你还会毒人哪!”我咋了一上舌头。
　　“那个山东大汉，人并不坏。他整天叫‘入你奶奶’、‘俺入你奶奶’。”小玉笑道，“他是个货运司机，开大卡车的，从前在部队里当过驾驶兵。山东佬，壮得像条牛，我阿母一把就让他抓到床上去了。我跟他两人起先混得还不坏，他到台中运货回来，总带盒我最爱吃的凤梨干给我。喝了两口酒，他便捏起鼻子学女人声音唱河南梆子逗我笑。可是有一天，我在家里跟人打炮，却让山东佬当场捉到了!”
　　“小无耻，怎么偷人偷到家里去了？”我叫道。
　　“有什么稀奇？”小玉耸了一下肩膀，“我十四岁就带人回家到厨房里打炮去了。我们住在三重镇，附近有好几个老头子对我好，常给我买东西：钢笔、皮鞋、衬衫，给了买一样，我就跟他们打一次炮，叫他们干爹。有一个卖牛肉汤的，是个大麻子，可是他最疼我。晚上我到他摊子去，他总给我盛一大碗牛肉汤，热腾腾的，又是牛筯，又是瘦肉，还有香菜，喝得受用的很!他家里有老婆的，我便带他回家，从后门溜进厨房里去。谁知那次却偏偏让那个山东佬撞了正着。你猜他拿什么家伙来打我？卡车上的铁链子!‘屁精!屁精!’他一边骂，一条铁链子劈头劈脸就刷了下来。要不是我阿母拦住，我这条小命早就归了阴了!你说，我要不要毒他？”
　　小玉望着我，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
　　“幸好没毒死。”小玉叹了一口气，“他在医院里洗胃，我阿母却赶了回来，把我的衣服打了一个包袱，一条金链子套在我脖子上，对我说道：‘走吧，等他回来你就没命了!’就那样，我便变成了‘马路天使’。”
　　说着小玉咯咯的笑了起来。
　　“老周昨晚又来找过你了，”我突然记起了丽月的话，“丽月说，那个胖阿公气咻咻的。要是他知道你又在外面打野食，他不撕你的肉才怪!”
　　“去他的，”小玉立起身来，拾起了桌上的账单，“那个馊老头子，好麻烦。好兄弟，拜托拜托，你替我撒个谎吧，就说小爷割盲肠去了!”
　　回到锦州街，丽月还没有下班。阿巴桑已经带着小强尼睡下了，全屋电灯都已熄灭。我摸到房里，在暝暗中，却突然看到下午搁在床上的那一串锡箔元宝，正在微微的闪着银光。我提起那串元宝，穿过厨房，走到外面的天台上去。天台一角，一只装满了沙的洋铁罐里，一炷香，还在燃着几点星火，大概是阿巴桑烧祭留下来的。我蹲下身去，划亮了一根火柴，点燃了手里那串锡箔。那些元宝烧得嘶嘶的响，一个个烧成了灰，一缕一缕，飘落到地上，颤颤的独自闪着暗红的火烬。我抬头望去，天上那轮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的月亮，又红又大，偏西了，正压在远处高楼的顶尖上。
　　返转房中，我连衣裳也没有脱，汗黏黏的便倒卧床上去。我的身体已经疲倦得发麻，四肢瘫痪在草席上，好像解体了一般，动弹不得。在黑暗中，我看见窗外反射进来那些酒吧的霓虹灯，像彩蛇般，在窜动着，渐渐的，我的脑子却愈来愈清醒起来。三个多月了，这是头一晚，我突然感到我竟是如此思念着弟娃，思念得那般渴切、猛烈。

　　晚上八点正，我们到了中山北路的梅田。我们的师傅杨教头只带了原始人阿雄仔跟我两人去，老鼠因为乌鸦不准出来，吴敏头晕，在杨教头家休息。杨教头穿得正正经经，一件泡泡纱草青条子的西装上衣，一身粽子一般，箍出了圆滚滚的几节肉来，还系着根宽领带，绿绸子底爬满了朱红的瓢虫。一头一脸的热汗，白衬衫早沁得透湿。他把阿雄仔也打扮了一番，套上了一件不合身的花格子西装，袖子太短，露出里面一大截衬衫来。拱肩缩背像足了马戏团里穿着外衣的大黑熊。在梅田门口，杨教头转身叮嘱我们：
　　“今晚规矩些，在人家华侨客面前，莫给师傅丢脸!”
　　梅田果然有点情调，装潢是东洋风，门口跨着一拱小桥，桥下水池，流水潺潺，桥尾迎面还有一座假山，山顶闪着一盏小青灯。里面收拾得窗明几净，冷气细细的凉着。四周墙上镶着扇形的壁灯，晶红的灯光，朦朦胧胧，几个女招待的笑靥上，都好象涂着一层毛毛的红晕一般。餐馆尽头，有人在演奏电子风琴，琴声悠悠扬起。一位女招待迎上来，把我们带上了二楼。楼上是隔间雅座，女招待揭开第二间的珠帘，小玉及那位华侨客林茂雄已经坐在里面等候着了。我们进去，林茂雄赶忙起身过来迎接，小玉紧跟在他身后。林茂雄是个五十上下的中年人，两鬓花白，戴着一副银丝边眼镜，一张端正的长方脸，一笑，眼角拖满了鱼尾纹。他穿了一身铁灰色西装，系着根暗条领带，银领带夹上镶着一颗绿玉。杨教头抢上前去，先跟林茂雄重重的握了一下手，又替我跟阿雄仔两人引见了。林茂雄把杨教头让到上座，将我跟阿雄仔安插在杨教头左右。大家坐定后，杨教头一把扇子指向小玉，说道：
　　“怎么样，林样？我这个徒弟还听话吧？”
　　“玉仔很乖哩。”林茂雄侧过头去，望着小玉笑道。他说得一口东北腔的国语，小玉挨坐在林茂雄身旁，笑吟吟的。他穿了一件水绿白翻领的衬衫，一头长发，梳得整整齐齐，好像刚吹过风，一副头干脸净的模样。
　　“玉仔，他这几天做我的导游，我们看了不少地方。台北，我是完全不认识了......”
　　林茂雄一手扶在小玉的肩上，微笑着。
　　“今天中午!我才带林样到华西街吃海鲜来，林样说，比东京便宜多了，又好吃!”小玉面带得色的笑道。
　　“你说吧，林样，怎么谢我这个师傅？”杨教头唰地一下，打开折扇，扇了起来。饭馆有冷气，杨教头的胖脸上，汗珠子仍然滚滚而下。
　　“就是说啊，所以今晚特地要请杨师傅来喝杯酒呢!”林茂雄笑应道。
　　“光喝酒是不够的，”杨教头摇头道，“日后咱们有机会到东京，林样也得导游一番，叫咱们开开眼界。听说东京的孩子也标致得紧哪!”
　　“杨师傅到东京来，我一定做向导，带你到新宿町去观光。”
　　“那些日本孩子看见我们师傅，只怕吓得大气都不也出了!”小玉在旁边插嘴道。
　　“呔!我打你这个不孝和畜生!”杨教头手一扬，厉声喝道，旋即却放下手来叹了一声，“林样，你不知道，徒弟大了，师傅难做。怄气得很!这几个东西，笨的笨，蠢的蠢，都上得台盘，惟独这个小家伙，鬼灵精怪，一把嘴，又像刀，又像蜜，差点的人，也降不住他。林样，我看他跟你竟有点投缘。”
　　“玉仔跟我两人很合得来。”林茂雄笑着拍了一拍小玉的后脑袋瓜。
　　一个十六七岁的女招待揭帘走了进来，端上一盆洁白的冰毛巾让我们揩面，又递给我们一人一张菜牌。林茂雄先让杨教头：
　　“杨师傅，你是行家，请先点吧。今天是玉仔的主意，吃台湾小菜。”
　　“我随和的很，什么都吃，连人肉也吃!”
　　我们都笑了起来，女招待笑得用手捂住了嘴。
　　“那么，就来碟西施舌吧，尝尝美人舌头的味道!”
　　“嗨。”那个女招待赶忙应声写了下来。
　　“玉仔，你想要吃什么？”林茂雄转头问小玉。
　　“烤花枝，我要吃烤花枝!”小玉嚷道。
　　林茂雄又让阿雄仔，阿雄仔咧开大嘴笑嘻嘻的说：
　　“鸡、鸡......”
　　“现什么宝？”杨教头低声笑骂道，“给他来道烤鸡腿吧!”
　　“嗨。”女招待又赶忙应道。
　　我点了一碟盐酥虾，林茂雄自己也加了几个菜，一道烧鳗，一道家常豆腐，一碟酸菜炒肚丝。
　　“日本人不吃内脏，我有好些年没有吃到炒肚丝了。”林茂雄知叹道。
　　“先生要喝什么酒？”女招待怯生生的问道。
　　“把你们的陈年绍兴热来，”杨教头命令道，“加酸梅!”
　　女招待去暖了一壶绍兴酒来，一只高玻璃杯里盛着酸梅，她要替我们斟酒，小玉却赶忙接了过去道：
　　“不必了，让我来。”
　　女招待应着走了出去，小玉把酒筛到装酸梅的杯里，浸渍片刻，先替林茂雄斟上一杯，又把别人的酒杯都注满了，才立起身来，双手捧起酒杯，朝林茂雄敬道：
　　“林样，今晚是你给我面子。我先干了这杯酒，表示我一点敬意吧。”
　　说着小玉便举杯，一口气咕嘟咕嘟将一杯酒饮尽了，一张脸顿时鲜红起来，一双飞挑的眼睛眼皮也泛了桃花。
　　“慢来，慢来，别呛着了。”林茂雄赶紧伸出手制止道。
　　“我从来不喝急酒的，”小玉笑道，“今晚实在高兴，所以放肆了!”
　　“啧、啧。”杨教头咂嘴道，“林样，你本事大，这个小家伙脑后那块反骨大概给你抽掉了----竟变得这般彬彬有礼起来!”
　　“玉仔一直很懂礼么。”林茂雄笑道，自己也吮了一口酒。
　　“没有的事!”杨教头摆手道，“他在别人面前，张牙舞爪，就像只小斗鸡，你真是把他收服了!”
　　“等一下菜来了，先吃点才喝，空肚子闹酒，要醉了。”林茂雄低声对小玉说道。
　　“好的。”小玉点头应道。
　　女招待送菜上来，头两道是烤花枝，烤鸡腿。林茂雄挟了一块烤花枝，搁在小玉碟子里。阿雄仔看见那盘焦黄油亮的肥鸡腿，伸出只大手爪便去抓。我整天只吃了两枚烧饼，老早饿得肚子不停的叽咕叽咕发响，一闻到那阵烤鸡腿的肉香，顿时一嘴巴的清口水，手上的筷子跟阿雄仔的手爪差不多同时伸到盘中最大那只鸡腿上。
　　“喂，你们客气些!”杨教头喝道，转向林茂雄道歉道：“林样，请多多包涵!我命苦，收了这么个傻仔，又加上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徒儿，处处出洋相!”
　　“让他们去吧，”林茂雄笑道，“难得孩子们吃得这么开心!”
　　林茂雄说着把外衣也卸了，小玉赶忙接了过去，挂到衣架上。杨教头也除下了西装，把领带也松开了。林茂雄双手端起酒杯来，向杨教头敬酒道：
　　“杨师傅，请你先受了我这杯酒。”
　　杨教头也慌忙不迭的举杯回敬道：
　　“林样是远客，我应当先敬。”
　　两人对过杯以后，林茂雄沉思了片刻，却向杨教头着郑重的说道：
　　“杨师傅，今晚请你来，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玉仔是个聪明孩子，我看他也还懂得好歹，由他这样浪荡下去，恐怕糟蹋了......”
　　“林样!”杨教头将扇子往桌上一拍，“你这句话，正说到我的心坎儿上!我是他师傅，难道还不望他好？他从前那些干爹，有的开店铺，有的开洋行。他肯上进，谋份正经差事，还不易如反掌？偏偏这个小家伙，天生一副贱骨头!没常性，三天两头，一言不合，大摇大摆的就开小差。他自己不爱好，我当师傅的，拿他也无可奈何。”
“当然，当然，”林茂雄赔笑道，“师傅哪有不疼徒弟的道理？是这样的，咱们成城药厂，在台北松江路设了间经销处，要雇用一批人。我想把玉仔安插进公司里，有份差事，学个一技之长，对他日后是好的。所以先向师傅问准，备个案。”
　　“那敢情好!”杨教头应道，“林样肯提拔，是他的福。只是一件：要看他本人如何。小家伙，肚里的鬼，只怕有一打!”
　　“我已经问过他了，他自己说愿意。”林茂雄侧过头去望着小玉笑道。
　　“替林样做事，我尽心就是了。”小玉一脸正经的说道。
　　“这回可是你自己说的，”杨教头指向小玉，“咱们等着瞧吧----这倒好，日后伤风头痛，直到小玉那里拿药就是了!”
　　“我们销的，大部分是补药，‘胖美儿’之类。”林茂雄笑道，“台湾市场小，西德货竞争又厉害，生意恐怕也不太好做。”
　　“人事呀!这里什么都讲人事!要拉大医院，又要拉大医生，药品才销得出去。”
　　“我们已经开始做广告，征经销员了----我的意思，就是想叫玉仔跑跑外务经销。”
　　“那行，他那把嘴巴还要得!”杨教头嘉许道。
　　谈笑间，我跟阿雄仔两人已经把鸡腿啃得只剩下几根骨头，一时菜都上齐了，而且林茂雄又一直叫我们不要拘束，我跟阿雄两个人，筷子调羹并用，虾子鳗鱼豆腐肚丝，一人盛满了一盘。梅田的台湾小菜果然胜过青叶、梅子，味道精致得多。我心里想下次不知几时才有机会上馆子，吃够本再说。
　　“这些年，我一直想回来看看......”林茂雄呷了一口酒，缓缓说道，“没料到台北竟变得这么繁华，好像十年前的东京一样。玉仔今天带我走过八条通......从前我们的老家就在那里......现在全是旅馆，眼都看花了!”
　　“那一带变动得厉害。”杨教头接嘴道，“从前咱们在六条通开了一家‘桃源春’，轰轰烈烈了一阵子......现在那家酒饭已经换了两个老板，改成什么‘阿里山’了!门口漆得大红大绿，走过那里我看着就刺心!林样这次回来，亲人都看到了？”
　　“老一辈的都不在喽，”林茂雄吹嘘道，“这次回来，我倒想找一位少年时代的朋友......”
　　林茂雄若在所思的顿了下来，他的双颧，微微的泛起酒后的酡色，墙上的扇形壁灯，晶红的光照在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上，涂上了一层晕辉。他的嘴角漾着一抹怅然的微笑，眼角的皱纹都浮现了起来。
　　“他叫吴春晖，我们住在一格巷子里，两个人很亲近，跟兄弟一样。那时我们一同上台北工业学校，学化工。两人还约好，日后一块儿到日本去学医，回来合开诊所。谁知道战事一来，我却给征到大陆东北，一去便是这么些年......”
　　“我也到过东北，冰天雪地，耳朵差点没给冻掉!”杨教头插嘴道。
　　“是啊，我刚到长春的时候，生满了一脚的冻疮，寸步难行。”林茂雄摇头笑道，“后来才知道东北人的靴子里原来都塞满了乌拉草取暖的。”
　　“那个吴春晖呢？”小玉好奇的问道。
　　“嗳，”林茂雄叹息道，“他可怜，给日军拉去东南亚打仗去了，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没有？”
　　“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小玉问道。
　　“我只记得他年轻时候的面貌......”林茂雄沉吟了片刻，他打量了小玉一下，笑道，“说起来，你眼他，眉眼间倒有几分相似。”
　　“是么？”小玉笑道，“那个容易，林样，我陪你去找!”
　　“傻仔，”林茂雄搔了一搔他那花白的发鬓，“隔了三十年，我们相见也不认识了呀!”
　　“不要紧，只要痛下决心，一条街一条街，一个城一个城去找，总有一天找得到，”小玉颇为自信的说道。
　　“真正是小孩子说话。”林茂雄摇头笑道。
　　小玉起身拣了一块烤鳗鱼，敬到林茂雄的碟子里。林茂雄吃了一口，赞道：
　　“这家烧烤，确实不错。”
　　“听说东京的中国饭馆也多的很哪。”小玉探问道。
　　“日本人爱吃中华料理，他们常常在中国饭馆宴客。在日本开餐馆很赚钱。东京有一家留园，是满洲皇族开的。气派大得很，普通人还吃不起哩，一道水晶鸡，日币三千圆!”
　　“林样，我到东京去，在中国餐馆打工，行么？”小玉问道。
　　“你会烧菜么？”
　　“不会可以学么。”
　　“那边餐馆常常请不到厨子。”
　　“那么我赶快到烹饪学校报名，考个厨子执照去，”小玉笑道。
　　“你不必打这些鬼主意了!”杨教头道，“林样回日本，干脆把你装进箱子里，提走了事!林样，听说这几年东京也繁荣了了不得!”
　　“东京变得更厉害，”林茂雄叹道，“战后我们去，差不多炸平了，眼看着一栋栋高楼建了起来。我们老板有眼光，一去便在新宿番众町那一带买下一块地，就那样发了起来......他是我太太的舅舅，就是他把我们接去日本帮忙的......”
　　“番众町那里有一家酒吧叫一番馆，里面的孩子都穿着和服的。”小玉插嘴道。
　　“你怎么知道？”林茂雄诧异道。
　　“一番馆在番众町七十五番地，”小玉笑嘻嘻的说。
　　“你这个孩子，”林茂雄摸了小玉的头一下，“好像东京去过多少次似的，这么熟!”
　　“我有一本东京地图，”小玉笑道，“那些街道我都背熟了，我去了，一定不会迷路。有一天，我不一定要到新宿一番馆去瞧瞧那些穿和服的日本孩子去......林样，要是我穿起和服来，会好看么？”
　　“你穿上和服，倒像个日本娃娃。”
　　“《好色一代男》林样看过么？”小玉问道，“是一部彩色古装片。”
　　“《好色一代男》？”林茂雄皱起眉头思索了片刻，“是好老的影片了吧？”
　　“池部良演的，”小玉说道，“他在电影里穿了一件白绸子黑缎带的和服，乱潇洒一阵!林样也有和服么？”
　　“有一件，在家里穿穿。”
　　“什么颜色？”
　　“灰的。”
　　“哦，我喜欢白绸子的。以后我也去买一件；不过听说好的贵得很。要是我在东京穿起和服来，他们真的把我当作日本仔怎么办？我又不会说日本话，只会一句：我哈腰......果哉一麻司，还是师傅教的。你肯教我说日文么，林样？”
　　“那要看，”林茂雄微笑道，“你在公司里做事努不努力!”
　　“那我一定拼命干就是了!”小玉笑道。
　　几碟菜我跟阿雄仔两个人，闷声不响扫掉了一大半，阿雄仔用手拉鸡腿吃，两手抓得油叽叽，啃完了鸡腿，又吮手指头。小玉点的烤花枝，他只吃了两夹，其他的我趁他说话，都暗暗的计算光了。几道菜，烤花枝最爽口，又香又脆。吃到最后，一只碟里只还剩下一枚盐酥虾，我挟起送进嘴里，连头带尾一齐吞了下去。吃完菜，我们把两瓶绍兴酒也捣鼓光了，才散席。

　　“盛公家开‘派对’!”
　　这个消息，像一则不胫而走的谣言，从早上开始，便在台北市我们这个隐秘的地下国度里，每一个角落，散布开来。从八德路传到中山北路，从中山北路流到西门町，从西门町越过淡水河吹到三重镇，然后再回头，落到万华三水街那条热臭污秽的死巷中。在大街上，在小巷中，在野人地下室，在新南阳的后排座椅上，当然，最后归集到我们的老窝公园里----大家见了面，都会心的一笑，互相传递，互相印证：
　　“盛公又开‘派对’了。”
　　“八德路二段。”
　　“晚上十点钟。”
　　十点钟，八德路二段一条弄堂里，早已停满了脚踏车、摩托车，还有一两部小轿车。盛公那幢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外面看去，一片昏暗，连门灯都没有开。楼房上下，门窗紧闭，帘幕低垂。外人看见，都会以为宅内的人，早已安息，灯火俱灭。谁也不会察觉，那座外表十分安静规矩的巨宅里，一个秘密聚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只有走近客厅时，才听到里面隐隐约约的人语笑声以及管弦的悠扬。客厅门口，一排排，一行行，早已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有尖着头系带子的老式生生皮鞋，有镂着小洞的白皮鞋，有泥滚滚发着胶臭的运动鞋，还有几双赤裸裸的高跟木屐。盛公家的客厅，十分宽大，容得下四五十人，可是里面一片黑压压都挤满了人头。客厅中央那盏大吊灯，旋转出红、绿、紫三种颜色的灯光，配着唱机播放出来《碎心花》的探戈节奏，转得偌大一间客厅，像只大水缸，各色水浪，波涛起伏。一个个人的身上脸上，时红时绿，好像一群色彩艳异的热带鱼，在五颜六色的水波中，载浮载沉。里面的人，都扯高了喉咙，叫着笑着跳着，可是谁也听不清谁的话。因为客厅那座两吨半的冷气机，正开足了马力，轰轰的喷射，把人语笑声，镇压下去。门窗关闭得紧，客厅里一径酝着一股清一色浓浊的男人味。
　　主人盛公坐在客厅一端凸起的台上一张檀木的太师椅上，居高临下，睁着他那双老眊的眼睛，既感兴味又无可奈何的瞅着那一群暖烘烘的青春肉体，半刻也不肯安分的蹦跳着，飞跃着。盛公穿了一件黑丝绸香港衫，左边胸袋上绣着一朵醉红的海棠花。头上残剩的一撮稀发，一绺绺梳得妥妥帖帖的覆在头顶上。因为常年风湿，盛公的背一径痛得弯成一把弓，背后衬着两只软泡泡的黑丝绒的椅垫。盛公的万年青电影公司刚推出一部文艺片《灵与肉》，轰动港台，创下近年来的票房纪录。盛公心花怒放，便开起“派对”，来庆祝《灵与肉》的成功。连电影中那支主题曲《碎心花》也得了一个大奖。盛公对我们，确实是慷慨的。时常无缘无故，他会叫一桌酒席，让我们吃得兴高采烈，他夹在我们中间，拍着我们的背，说道：“能吃就吃吧，孩子。像我，连块排骨都啃不动啰。”盛公镶了一口的假牙，只能吃虾仁蒸蛋、鸡血豆腐。盛公喜欢诉说他过去辉煌的故事：他从前在上海，是天一公司的台柱小生，跟徐来、王人美都配过戏。他说徐来最美，不愧是标准美人。他把他从前那些剧照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们都笑了起来。盛公悻悻然喝道：“笑什么？!难道你们还不相信这就是我么？”我们确实不相信，相片里那个年轻英俊，眉眼灵秀的男人，竟会变成一个瘪嘴驼背的丑老头，上次盛公开“派对”，我们吃完喝完，大家成群结队，一哄而散，谁也不肯留下来陪盛公消夜，喝红枣桂圆汤，听他那些讲了又讲的古老故事。在空旷的客厅里，盛公独自颓然靠在太师椅上，茶几上，烟尸酒罐，糖纸瓜子壳，堆积如山。盛公突然感伤起来，淌下了两滴衰老的眼泪，对杨教头慨叹道：
　　“杨胖子，老来无子，到底是凄凉的。”
　　杨教头是盛公惟一的知己，盛公的感慨，只有他才能了解。
　　“算了吧，盛公，”杨教头安慰他道，“养儿子，不孝顺，也是枉然!”
　　“那块料还不错。”盛公转向左手凳子上的杨教头说道，他正觑着老眊的眼睛，指向人群中一个身着火红紧身衫的少年。少年的身材很帅，长腿细腰，一个倒三角的胴体，宽厚的胸膛上，两块胸肌嚣张的隆起。少年扬面昂首，左顾右盼，一副目中无人的狂态，都堆在他那似笑非笑，上挑的嘴角上。盛公识人，《灵与肉》中的男主角林天，一经他提拔，登时平步青云，熠熠的便红了起来。
　　“那个骚东西么？”
　　杨教头用扇子遥点了红衣少年一下，歪过头去，凑到盛公耳下，报告了一段少年的履历：
　　华国宝，人都叫他华骚包，一天到晚爱亮出他身上那几斤健身房练出的肌肉来。读过一年艺专，便自以为是电影明星了。是个刁狂无比的浮滑少年。然而人却聪明绝顶，也有才，倒真是一块料!看见么？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戴着一顶巴黎帽的，他是谁？是阳峰哪，《悲情城市》，《心酸酸》，从前台语片那个过了气的红小生。他整日在小华身后，就好像在追逐自己的影子一般。这两年阳峰的魂只怕也给他磨掉了，供他吃、供他住、供他读书。华国宝却冷冷的说道：“我并不稀罕!”
　　老鼠在人群中窜来窜去，趁人不觉，从茶几上攫走了那包还未开封的“长寿”，迅速的塞进了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又到那张大理石面的八仙桌边，从一只朱漆的四色糖盒里，狠狠的抓起一大把金银纸包着的巧克力，正要往胸袋放，却让聚宝盆的卢司务一把捉住了手梗子。老鼠咧着一口焦黄的牙齿，无奈的笑道：“卢爷，要吃糖么？”卢胖子笑得像尊欢喜佛，大肚子顶到老鼠的胸上：“糖，我不要吃，我倒想啃你的骨头!”
　　吴敏那张脸变得愈加苍白了，他退缩到客厅远远的一角，闪躲到那架卍字乌木屏风后面去，掏出手帕，揩拭他额上的冷汗。他左手上的绷带还没有除去，白白的一圈，套在腕上，手铐一般。张先生刚跨了进来，他穿了一套很体面天蓝色沙市井的夏天西装，头发抿得一丝不苟，下巴剃得铁青，他右边嘴角拖着的那一道深纹，在红艳艳绿森森的灯光下，如同一条阴黑的刀痕，斜横在那里，好像一径在凶残的微笑着似的。萧勤快跟在他身后，浓眉大眼，茁壮得像头小公牛，见了人便咧开他的厚嘴唇，得意的笑道：“我们刚到华声去看戏：《灵与肉》。”
　　心脏科的名医史医生正伸出手去，按了一按三水街小么儿花仔的胸脯，说道：“花仔，你的心长歪了，难怪你这个人也是歪的。”史医生常常要我们到他的永乐诊所去检查身体，他给我们义诊，连金霉素也是赠送的。史医生的诊所里有人送他一块匾：仁心仁术。他确实是一个仁医，非常关心我们的健康，常常给我们讲解卫生知识。
　　铁牛叉着腰，敞着胸，企立在那里。一头铁硬的怒发，根根倒竖。一条黑帆布的腊肠裤，箍得腿上的肌肉波浪起伏。皮带也不系，裤头滑得低低的，全身都在暴放着野蛮的男性----可是艺术大师说，他在铁牛的身上，终于找到了这个岛上的原始生命，就像这个岛上的台风海啸一般，那是一种令人震慑的自然美。他替铁牛画了好几张画像，他说，那才是他真正的杰作。艺术大师非常鄙薄那一群大学生，“文明和教育，把他们的生命力都伤了，”他冷笑道，“他们像什么？一束塑胶花!”然而那群大学生却独自围成了一个小圈圈，嘴里夹着洋文，沾沾自喜的在跳着探戈的花步。
　　在盛公这间门窗紧闭、帘幕低垂、冷气机开得轰轰响的客厅里，我们一个个都放浪形骸的蹦跳起来。愈跳愈慓悍，愈猖狂，一个个都夸张的笑着，叫着，好像在向外面那个合法的世界挑战、报复一般。在那转得忽红忽绿的灯光下，我看到了盛公那张衰老无奈的脸，阳峰那张追悼哀伤的脸，华国宝那张狂傲的脸，吴敏那张苍白的脸，张先生那张一径浮着一抹凶残微笑的脸。这一张张年老的、年轻的、美貌的、丑陋的脸上，都漾着一股若有所失的暧昧神情，好像都在企图遮掩什么似的，遮掩一些最黑暗最黑暗的隐痛？一颗常年流着血不肯结疤的心？在那盏旋转灯下，我又看到了那张古铜色高额削腮的脸----立在我面前的是那个头一次带我到瑶台旅社去，小腹练得铁板一般硬的中学体育教员，他正朝着我，伸出了他那筯络崎岖的手臂来。在旋转灯下，我看见一只只的手：吴敏那只绑着白绷带受了重创的手，老鼠那只被烟头烙起了燎泡的手，阳峰那只向华国宝伸了出来而又痛苦迟疑缩了回去的手。在这个封闭拥塞的小世界里，我们都伸出了一只只饥渴绝望的手爪，互相凶猛的的抓着、(扌汇)着、撕着、扯着，好像要从对方的肉体抓回一把补偿似的。体育教员那只手，像钢爪一般，一把扣住我的右腕，拶得我的手骨直发疼。他是那样急切的望着我，红丝满布的眼里，好像又有千言万语要向我倾吐一般。我闻到他呼吸里喷出的酒味，他又醉了，就像那天夜里一样，醉得口齿不清，向我倾诉了一大堆他的伤心历史。那样一个北方大汉，竟会恸哭得令人手足无措。我感到非常尴尬，我实在不忍见到那张古铜色醉脸上泪水纵横的模样。在人堆中，肉磨着肉，我盲从奋力的蹦着跳着，一阵突如其来莫名的悲哀，千钧压顶陡然罩了下来。我觉得客厅里的氧气好像骤然抽掉，胸口一闷，令人窒息起来。我猛地挣脱了体育教员钢爪似的手，奋力推开人堆，窜逃到客厅外面去。在客厅门口，我从那堆混杂的鞋子中，找到了我那双打着铁钉张了口的皮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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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赶忙又捞起衣角来把口琴用力擦了一下，试吹了两下，奏起一支《踏雪寻梅》来。他盘坐在地上，歪着头，捧着口琴，在嘴边来回灵敏的滑动着，双手一张一合。夕阳罩在他的身上，把他那张圆圆的脸照得又红又亮。他手上的口琴，闪着金红的光辉。一阵傍晚的暖风，从淡水河面拂了上来，将嘹亮的口琴声，拂得悠悠扬起。《踏雪寻梅》，我跟弟娃在学校里都学过的，是吴暖玉老师教的。弟娃的声音很好，最爱唱歌，洗澡的时候，也一个人自得其乐唱个不停，大概是母亲那儿传过来的。吴暖玉很喜欢弟娃，说他有音乐天才，把他推荐到怀灵堂的唱诗班去唱圣诗。礼拜天弟娃穿着白袍子，唱起诗来嘴巴张得圆圆的，很滑稽的模样。初中毕业晚会，吴暖玉让弟娃上台去唱《踏雪寻梅》，她钢琴伴奏。弟娃穿着一身童军制服，围了一条白领巾，领巾上锁着一枚银色的铜环，一张雪白的娃娃脸兴奋得通红。他太紧张了，声音都有些颤抖。唱完下来，一直追着我问：阿青，我唱得怎么样？并不怎么样，我说。弟娃急得一头的汗，吴老师说还不错嘛。你穷紧张，嗓子都发抖了。嗳、嗳，弟娃急得直顿足。不错！不错！唱得很有感情，像歌王卡罗素，我拍着弟娃的肩膀笑道。真的么？弟娃在我身后追着问道。真的么，阿青。你莫着急，弟娃，我说。弟娃，我来替你想办法。阿青，我不要去念大同工职，弟娃坐在河堤上，手里握着那管口琴，我要念国立艺专。不要紧，弟娃，我来慢慢想办法。可是阿爸说学音乐没有用，弟娃低着头，拱着肩，手里紧紧握着那管口琴。我来替你想办法，我说，弟娃，再等两年，等我做了事，我来供你念书。可是阿爸说学音乐要饿饭。弟娃的头垂得低低的，夕阳照在他手里那管口琴上，闪着红光。弟娃，莫着急，我说。阿爸说念大同出来，马上可以到工厂去做事。再等两年，弟娃。我不要到工厂去，弟娃的声音颤抖抖的。等我做了事，我来供你。我要去念艺专。再等两年，弟娃。弟娃手里那管口琴跳跃着火星子。弟娃。弟娃。弟娃的颈背给夕阳照得通红。弟娃，莫着急。弟娃。弟娃。弟娃......
　　“啊......”
　　他惊叫道，他的两只手拼命挣扎。我的双手从他背后围到他前面，紧紧的箍住了他的身体。我的面颊抵住他的颈背。我的双臂使尽了力气，箍得自己的膀子都发疼了。他的一只手肘猛撞到我的肋上，一阵剧痛，我松开了手。他跳开了，转过身，一脸惊惶，不停的在喘气。半晌，当的一声，他把那管口琴掷到我脚跟前，抖着声音，说道：
　　“你这个人，你想干什么......”
　　火红的夕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我感到全身的血液倏的都冲进了脑门里一般，头胀得发疼，太阳穴迸跳起来，耳朵一直嗡嗡发响。在夕阳影里，我看见赵英的身子急切的跳跃，转瞬间，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河堤的那一端。堤上空荡荡的，那管口琴，躺在地上，犹自闪着红光。我俯下身去，将口琴拾了起来，沿着堤岸，朝中兴大桥那边走去。桥上的荧火灯已经亮起，好像一拱白虹，远远跨在淡水河上。我猛回过头去，看见西门町那边上空，霓虹灯网已经张了起来，好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彩色森林一般。

　　里面是黝黑的，电灯坏了，只有靠铁路那边那扇窗户透进来西门町中华商场那些商店招牌闪烁的灯光。在黝黑中，我也看得到他那双眼睛，夜猫般的瞳孔，在射着渴切的光芒。他那肿大的身躯，庞然屹立在那里，急迫的在等待着。我立在洗手盆前，打开水龙头，哗啦哗啦，不停的在冲洗着双手。在燠热的黑暗里，强烈的阿摩尼亚，一阵阵从小便池那边汹涌上来。楼下的几家唱片行，在打烊的前一刻，竞相播放着最后一支叫嚣的流行歌曲。自来水哗啦哗啦的流着，直流了十几分钟，他才拖着迟疑的步子，那肿大的身影，探索着移了过来。
　　在幽森的黑暗里，我看到他那颗残秃得发了白的头颅在上下的浮动着。那天晚上，在学校的化学实验室中，我也看到赵武胜那颗光秃的头颅，在急切的晃动。实验室里，满溢着硝酸的辛味，室中那张手术台似的实验桌上，桌面常年让硝酸腐蚀得崎岖不平，我仰卧在上面，背脊磕得直发疼。桌沿两排铁架上，试管林立，硝酸的辛味，呛人眼鼻。那晚，我躺在那张实验桌上，脑里一直响着铁锤的敲击声音：咚、咚、咚，一下又一下，一直在我的天灵盖上敲打着。我看见他们将一枚枚五寸长的黑铁钉，敲进弟娃那块薄薄的棺材盖里。铁锤一下去，我的心便跟着紧缩起来。那么长的铁钉，刺下去，好像刺进弟娃的肉里一般。前一天的下午，弟娃刚下葬，脚夫们将他那副薄棺材缓缓的降入那个黑洞穴，当棺材轰然着地的那一刻，我眼前一黑，昏死了过去。空隆......空隆......空隆......中华商场外面铁路上，有火车急驶过来。穿过西门町的心脏。车声愈来愈近，愈响，就在窗下，陡然间，整座中华商场的大楼都震撼了起来。我企望着窗外那些闪烁的灯光，突然兴起一股奔逃的念头，往那扇窗户外面，飞跃进去。可是我并没有马上离开，我将一团温湿不知数目的钞票塞进裤袋里，又扭开了水龙头，哗啦哗啦，在黑暗中，一直让凉水冲洗我那双汗污的手。

小 苍 鹰

　　回到公园，在大门口，我碰到我们的老园丁郭老。他正企立在博物馆前的石阶上，白发白眉，一身玄黑，在向我打招呼。
　　郭老是我来到公园头一晚遇见的人。那天下午，我给父亲逐出家门后，身上没有带钱，在台北街头流浪到半夜，终于走进了公园里。从前我曾听过一些公园的故事，那些故事，好像聊斋传奇。可是那晚，我独自立在公园大门博物馆石阶前，仰望着博物馆那座圆顶的建筑物，巍峨矗立在苍茫的夜空下。门前一排合抱的石柱，我真的觉得好像闯进了一座巨大的古代陵墓一般。穿过公园里黑魆魆的丛林时，我心中充满了惧畏、好奇，以及一股惴惴然的兴奋。我摸索着闪进了莲花池央那座八角亭阁内，缩在一角，屏息静气，从亭阁的窗棂窥望出去。在昏红的月光下，我头一次看到池畔的台阶上，那些幢幢黑影，围绕着莲花池，无休无止，在打着圈圈。我又饿又倦，支撑不住，蜷卧在亭内的椅子上，终于矇着了过去，直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呼唤道：
　　“小弟......”
　　我才惊醒，倏地坐了起来。是郭老进来，把我唤醒了。
　　“莫害怕，小弟。”郭老拍着我的肩膀安抚道。
　　我睡得一身冰冷，牙关一直在发抖，答不出话来。郭老在我身边坐下，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也看得到郭老那一头长长的白发，覆到了耳后，好像一挂柔软的银丝一般，他那双雪白的寿眉，直拖到眼角上。
　　“是头一次进来吧？”郭老朝我点了点头，笑叹道，他的声音苍老，沙哑，“不用紧张，这里都是咱们同路人。你们一个个迟早总会飞到这个老窝里来的。我就是这里的老园丁，这里的人都叫我郭公公，你们来了，先要向我报到的。喏，你瞧……”
　　郭老指向外面莲花池台阶上，一个全身着黑，高高细细的人影，正晃荡荡，踱过去。
　　“那个瘦鬼是小赵，人都叫他赵无常。十二年前，他头一夜到公园里来报到，也是我来迎接他的。”
　　“十二年前？”我惊讶道。
　　“唉、唉，”郭老惋叹道，“十二年可不算短吓？对啦，十二年前一个夜里，对，像你今晚一样，他闯进了咱们这个老窝来。那时候他不是这副鸦片鬼模样的。扎扎实实，还是个挺体面的小伙子哩！谁知道，几年下来，耗得只剩下了几根骨头，我看他现在连一百磅都不到了。刚进来，我还替他拍过几张相片，你看了再也不相信……”
　　郭老摇了两下头。
　　“青春艺苑，你听过么？”郭老问我。
　　“没有。”
　　“傻小子，那么有名的照相馆你都没听说！”郭老笑道，“是我开的，就在长春路。从前我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摄影师呢！其实我拍照单是为了兴趣，喜欢找些有灵气，有个性的人来拍。比如公园里这些娃娃，野虽野，一个个倒性格的很，最合我的胃口。他们的相片，我集了一大册呢。”
　　郭老说着却立起了身来，对我说道：
　　“小弟，这里睡不得的，睡着了要着凉。来，我带你回去，我那里还有糯米糕，绿豆稀饭，你跟我回家，我给你瞧瞧我那些杰作，让我来慢慢讲些公园里的故事给你听。”
　　郭老的青春艺苑在长春路二段的一条巷子里，两层楼，楼下是照相馆，窗橱内放置着许多幅艺术人像。
　　“这是阳峰，你认识么？”郭老指着正当中一帧非常英俊的男人相片问我，我摇摇头，那个男人梳着一个标劲的飞机头，笑咪咪的。
　　“十几年前，他是台语片的红小生，演《港都夜雨》《悲情城市》出名的。”
　　“我听说过《悲情城市》，可是没有看过。”我说道，我记得母亲从前看《悲情城市》看了三次，看一回哭一回。
　　“你当然没有看过，那是张好老好老的片子了。”郭老微笑道，“阳峰有时也会溜到公园来，现在他一径戴着一顶巴黎帽，把脑袋遮住。他的头开了顶，秃光了。他演《悲情城市》的时候，还神气的很呀！人家称他是台湾的宝田明－－幸亏我替他拍了这张照，把他年轻时的样子留了下来。”
　　郭老领着我上了楼，楼上是他的住所，客厅的上也挂满了影像，人物风景都有，全是黑白照。有的是一角坍塌的庙宇，有的是一枝刚绽开的杏花。有一张整幅都是一个皱得眉眼不分老人的脸，也有一张却是一个初生婴儿圆嘟嘟隆起的小屁股。
　　“从前我参加过许多摄影比赛，我的人像还得过全省影展的金鼎奖呢。现在上了年纪，不行了。”郭老伸出他那双筯络虬结干枯的手给我看，“生风湿，拿起照相机，便发抖。”
　　郭老命我坐下。他走到冰箱那边，取出了一碟白莹莹的糯米糕来，又舀了一碗绿豆稀饭，搁到我面前茶几上。我也不等郭老开口，伸出一只污黑的手，抓起一块糯米糕便往嘴里塞，第一块还没咽下去，第二块塞进嘴里了。米糕扫光了，端起那碗绿豆稀饭，唏哩呼噜便往嘴里倒，喝得太急，流得一下巴。
　　“啧，啧，”郭老咂嘴道，“饿成这副德性，一天没吃东西了吧？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么？”
　　我用手背揩去了下巴上的稀饭，没有作声。
　　“连鞋子也没有穿！”郭老指着我那双泥裹裹的光脚叹道，他随手拾起了一双草拖鞋，撂到我脚跟前，“你不必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已经猜中八九分了......像你这样的野娃娃，这些年，我看太多啰。你等我去换件衣裳，让我这个老园丁来讲讲公园里的历史给你听。”
　　郭老蹭到房中，不一会儿出来，身上却披上了一袭宽大的白绸子睡袍，脚上靸着双黑缎面的拖鞋，飘飘曳曳的摇了过来，双手捧着一只蓝布包袱，在我身边坐下。
　　“小弟，我来给你瞧瞧我这件宝物。”郭老双手颤抖抖的解开了包袱的结，里面是一本沉红色绒面，五吋厚的大相簿，绒面上印着“青春鸟集”四个烫金大字。绒面旧得发了乌，烫金早已剥落得斑斑点点了。
　　“公园的历史，都收在这个里头了……”郭老缓缓的掀开了相簿的封面。
　　相簿里，一页页排得密密的，都贴满了相片。大大小小，全是一些少年像，各种神情，各种姿势，各种体态都有。有的昂头挺胸，一脸十七八岁天不怕地不怕的孟浪；有的畏畏怯怯，一双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过早的忧伤、惊惧。有一个是兔唇，有一个断了一只腿，有许多鼻尖上犹自爆满了青春痘。但也有几个却长端端正正，眉眼间透着一股灵秀聪明。每张相片下面，都编了号，注明了日期和名字。
　　“呵、呵，这就是我的小麻雀了。”郭老用手轻轻的抚拭了一下一张像，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抹怜爱的笑容。郭老脸上皱纹重叠，一笑一脸便龟裂了一般。照片里的孩子剃着光头，打着赤膊，浑圆的脸上笑嘻嘻的两枚酒涡，门牙却缺掉了一颗。相片下面注着“四十三号 小憨仔 一九五六年”。
　　“小家伙，才十四岁，就从宜兰逃到台北来流浪了。撒谎、偷东西什么都来，是个毫不知羞耻的小东西！天天就会缠着我给他买小美冰淇淋吃。还会功过呢，说什么也不肯让我替他照相。这一张，是我一桶椰子冰淇淋换来的。可是后来，到底也飞掉了。倒是留了一张字条：郭公公，我走了，拿了你五十块钱……”
　　郭老摇了一摇他那银发皤然的头颅。
　　“两年后，我又碰见了那只小麻雀，他躲在三水街一条不见天日的死巷里，蹲在臭烘烘的阴沟旁，长满了一脸的毒疮。”
　　郭老翻开了另一页，上面贴着一张横眉怒目的少年全身像。少年斜靠在一条陋巷巷口的一角破墙上，穿了一件背心汗衫，一只手叉着腰，手膀子的肌肉块子节节瘤瘤的坟起，一丛硬发，竖得高高的。
　　“就是他！”郭老突然用手指重重戳了一下那张少年的照片。
　　“你瞧！”他拉开睡袍的领子，他那松皱的颈皮上，齐在耳根，蜿蜒着一条三寸长的疤痕，“我这条老命也差点送在这个小流氓的手里。他叫铁牛，我把他比做枭鸟，凶残暴戾，就像那只恶鸟！去年年夜，他向我讨钱，我给他一百块，他嫌少，满嘴脏话，我气起来就打了他一记耳光，那个小凶手竟动起刀来了！”
　　郭老忿忿的吁了一口气。
　　“若说那个小家伙天良完全泯灭了呢，也不见得。那天半夜，他又跑了回来。我不开门，他就跳墙进来，扑到我脚跟下，痛哭流涕，头磕得蹦蹦响，求我饶赦他，收容他，直叫我郭公公。上回他在公园里抽‘爱情税’，拿刀片去割人家女孩子的裙子，给警察捉了去，苦头吃足。本来要送到外岛去管训的，全靠我千方百计把他保了出来。我问他为什么毛病不改，他说他就是看不惯女人。我问他：‘你看不惯女人，你母亲不是女人么？’你猜他说什么？‘谁知道她是不是！’”
　　郭老摇头笑了起来。
　　“这个小子横不横？不过他也有他的道理，他连他母亲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在三重镇的阴沟里滚大的。这个混小子，麻烦多着呢，日后也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故来！”
　　郭老起身去沏了一壶酽酽的红茶，替我斟了一杯。我们一面饮茶，郭老抱住那本厚厚的相簿，一页页翻下去，一面讲给我听许许多多公园里传奇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引人入胜，一个比一个惊心动魄……
　　“喏，他叫桃太郎，你瞧瞧，是不是有点像小林旭？他爸爸是日本人，在菲律宾打仗打死的。莫看他长得清清秀秀，性子却是一团火。不知怎的，偏偏跟西门町百乐门一个理发师十三号爱上了；两个人双双逃到台南去。十三号原定了亲的，到底给家里人捉将回去，一逼便结了婚。成亲的那个晚上，桃太郎还去吃喜酒。喝得嘻嘻哈哈，跟新郎两人你一杯我一杯猛灌。谁知道他吃完喜酒，一个人走到中兴大桥，一纵身便跳到了淡水河里，连尸身也捞不到。十三号天天到淡水河边去祭，桃太郎总也不肯浮起。人家说他的怨恨太深，沉到河底，浮不上来了……”
　　“这一个，这一个是涂小福，上个月我还到市立精神疗养院去看他，给他带了两盒掬水轩的饼干去。他见了我，一把拉住我的袖子，笑嘻嘻的问道：‘郭公公，美国来的飞机到了么？’五年前，小涂跟一个从旧金山到台湾来学中文的华侨子弟缠上了，两个人轰轰烈烈的好了一阵子，后来那个华侨子弟回美国去，涂小福就开始精神恍惚起来，天天跑到松山机场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去问：‘美国来的飞机到了么？……’”
　　“这些鸟儿，”郭老感慨道，“不动情则已，一动起情来，就要大祸降临了！”
　　郭老翻到中间的一页，停了下来。整页只有一张大照片，差不多占满了，照片下面注着：
　　五十号 阿凤 一九六O年
　　相片是八吋宽长六吋的一张黑白半身照，已经微微泛黄了。相中的一个面貌长得十分奇异的少年，约莫十八九岁。少年身上穿着一件深黑翻领衬衫，衬衫的钮扣全脱落了，衬衫角齐腹部打了一个大结，胸膛敞露，胸上刺着密密匝匝错综的凤凰、麒麟纹身，还有一条独角龙，张牙舞爪，盘踞在胸口。少年一头又黑又粗的头发，大鬈大鬈，狮鬃一般怒蓬起来，把额头都遮去了；一双长眉，飞扬跋扈，浓浓的眉心却连续成一片。鼻梁削挺，犀薄的嘴唇，狠狠的紧闭着。一双露光的大眼睛，猛地深坑了下去，躲在那双长长的眉毛下，在照片里，也在闪烁不定似的。脸是一个倒三角，下巴兀的削下去，尖尖翘起。
　　郭老对着这张影像，注视良久，他那一头柔丝般的银发在颤颤的闪着光。
　　“这些孩子里，他的身世，最是离奇，最是凄凉了……”
　　郭老那苍老、沙哑的声音，突然变得悲戚起来，开始缓缓的流着。

　　“阿凤，是在台北万华出生的，万华龙山寺那一带，一个无名，无姓的野孩子。阿凤的母亲天生哑巴，又有点痴傻，见了男人，就咧开嘴憨笑。但是她偏偏却长得逗人喜爱，圆滚滚一身雪白像个粉团，人都叫她‘粽子妹’，因为她从小便跟着她老爸在龙山寺华西街夜市摆摊子，卖肉粽。有人走过他们摊子，哑巴女便去拉住人家的衣角，满嘴咿咿哑哑，别人看见她好玩，便买她两只肉粽。后来哑巴女长大了，还是那样不懂顾忌。有时候她一个人乱逛，逛到宝斗里妓女户的区域去，她靸着一双木屐，手里拎着一挂烤鱿鱼，一路啃一路摇摇摆摆，脚下踢踢踏踏，自由自在。冲着那些寻欢的男人，她也眯眯笑。附近一些小流氓，欺负她是哑巴，把她挟持了去睡觉，回家后，她向她老爸指手划脚，满嘴咿哑，她老爸看见她蓬头散发，裙子上溅了血，气得就是一顿毒打。每次哑巴女给她老爸打了，便打着赤足跑到龙山寺前面坐在路边一个人默默掉泪。邻近那些年轻摊贩们，看见哑巴女哭泣，互相使眼色，笑道：‘粽子妹又挨扎了!’哑巴女十八岁那一年，一个台风来临的黄昏，她收了摊子，推着车子回家，半路上便遭一群流氓劫走了，一共五个人。哑巴女那次却拼命抗拒，那几个流氓把她捆绑起来，连门牙都磕掉了一枚。事后把她抛到龙山寺后面的阴沟里，在大风雨中，哑巴女一身污秽爬了回去。就是那一夜，哑巴女受了孕。她父亲给她乱服草药，差点没毒死，大吐大泻，胎始终打不下来。怀足了十个月，难产两天多，才生下一个结结实实哭声宏亮的男婴来。哑巴女父亲多一刻也不许留，连夜便用一只麻包袋装起那个哇哇哭叫的男婴，送到了灵光育幼院里。阿凤便是在中和乡那家天主教的孤儿院里长大的。
　　“从小阿凤便是一个禀赋灵异的孩子，聪敏过人，什么事一学便会，神父们教他要理问答，他看一遍，便能琅琅上口。院里有一位河南籍姓孙的老修士，特别喜欢他，亲自教他识字讲解《圣经》的故事。但是阿凤那个孩子的脾气，却是异乎常人的古怪，忽冷忽热，喜怒无常。他最不合群，在院里一向独来独往，别的孤儿惹了他，他拳打脚踢便揍过去。当他犯了众怒，那些孩子联合起来修理他，他却连手也不回，任他们泥巴沙子撒一头一脸，然后独个儿到自来水龙头去慢慢冲洗干净，孙修士问起他脸上的青肿，他狠狠闭着嘴，一声也不吭。阿凤自小便有一个怪毛病，会无缘无故的哭泣。一哭一两个时辰停不下来。哭得全身痉挛。有时候，三更半夜，他会一个人躲到院中小教堂里，伏在椅子上呜呜抽泣。孙修士发觉了，问他哭什么，他总说心口发疼，不哭不舒服。阿凤渐渐长大，变得愈来愈乖戾了。一个圣诞夜，院长领着孩子们在教堂做弥撒，他拒绝上前领圣体。院长申斥了他几句，他突然暴怒起来，跑到圣坛上，一把将几尊瓷圣像扫落地上，砸得粉碎。院长把他关了一个礼拜的禁闭，孙修士天天领着他跪诵玫瑰经。阿凤十五岁那一年，他终于从灵光育幼院逃了出来，再也没有回去过。
　　“阿凤一闯进公园，便如同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横冲直撞，那一身勃勃的野劲，谁也降不住他，就是我的话，他还顺从几分。因为他刚出道时，便跟公园三重镇几个登记有案的流氓干上了，给捅了好几刀。是我把他带回家，替他疗好的。他躺在床上，抚弄着自己腹上一道红肿的伤口，对我笑着道：
　　‘郭公公，再戳深一点，就省了你这些麻烦了!’
　　阿凤----他真是个公园里的孩子，公园里的一只野凤凰。他在莲花池畔的台阶上，逛来逛去，蓬着一头狮鬃似的黑发，昂头挺胸，一副目中无人的狂劲儿。当时还有不少老头子迷他呢!万年青电影公司的盛公就是其中的一个。盛公想收养他，把他带回到他八德路那间公馆里：将他从头到脚打扮起来，替他在西门町上海造寸缝了一套法兰绒浅灰的西装，又在亨得利买了一只银壳的劳力士戴在他的手腕上，把他装扮得阔少爷一般，然后带他上丽池去吃西餐。盛公倒是有意栽培，想送他进学校念书，将来让他拍电影，当明星。可是那只野凤凰在盛公馆里，只待了一个星期便又飞回到公园里来了。西装手表当得精光，当了几千块，他把公园里那些野孩子一大伙带到杨教头开的那家桃源春去，点了两桌菜，跟那些野孩子猛吃猛喝，大打牙祭，喝醉了，他便爬到桌子上去唱歌，唱《雨夜花》。正当大家乐不可支，拍手喝彩，他却跳下桌子，一个人头也不回的走掉了。
　　“因为他的脾气难缠，公园里的人，纵是有心，也不大敢去招惹。到了他十八岁那一年，合该气数已到，偏偏遇见了他那个煞星。对头是个大官的儿子，还是个独生子呢，因为属龙，小名叫龙子，龙子人长得体面，世家又显赫，大学毕业，在一家外国公司做事，本来都预备要出国留学了，原该是前程似锦的。那晓得龙子跟阿凤一碰头，竟如同天雷勾动了地火，一发不可收拾起来。龙子在松江路底，租了一间公寓，悄悄筑了一个小窝巢，把阿凤藏到了里面。那时松江路底还是一片稻田，他们那幢小公寓就在田边，一打开窗子，就看得见一大顷绿油油的稻秧了。他们两个人打着赤膊光着脚，跑到田里去挖田螺捉泥鳅，糊得一身的烂泥，坐在田边，敲破一只香瓜，你一口我一口便大嚼起来。两个人确实过过一段快乐的日子的。但是那只野凤凰哪里肯那样安安分分守在巢里？有时半夜三更他便飞回到公园去了。骑在莲花池畔的石栏杆上，仰起头，在数星星。龙子追了来，要他回家，他说：‘这就是我的家，你要我回到哪里去？’偏生龙子也是一副狂风暴雨的脾气，两个人一言不合，在公园里便揪斗成一团，一身的衣裳也扯得稀烂，打完了，又坐在台阶上，互相抱头痛哭。公园里的人，都笑他们，说他们得了‘失心疯’。那段时期，常常在深夜里，龙子坐了一部计程车，满台北找了去，见了人就问：‘你看见阿凤么？’公园里有些人吃醋，有些人幸灾乐祸，编出许多话来：‘阿凤到新南阳去了。’‘阿凤跟人到桃源春吃夜宵去了。’‘阿凤么？不是让盛公带走了么？’于是龙子就真的一一到那些地方去追寻，有时追得天都亮了，才一个人失魂落魄的回到公园里来，在那莲花池畔的台阶上，焦灼的来回走着，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从那一头走到这一头。
　　“有一天晚上，阿凤跑到我这里来，一脸发青，一双深坑的眼睛闪得要跳出来似的。
　　“‘郭公公，......’他的声音都在发痛，‘我要离开他了，我再不离开他，我要活活的给他烧死了。我问他，你到底要我什么？他说，我要你那颗心。我说我生下来就没有那颗东西。他说：你没有，我这颗给你。真的，我真的害怕有一天他把他那颗东西挖出来，硬塞进我的胸口里。郭公公，你是知道的，从小我就会逃，从灵光育幼院xxx逃出来，到公园里来浪荡。他在松江路替我租的那间小公寓，再舒服没有了。他从家里偷偷搬来好多东西：电扇、电锅、沙发，连他自己那架电视也搬了来，给我晚上解闷。可是......可是不知怎的，我就是耐不住，一股劲想往公园里跑。郭公公，你记得么？我十五岁那年在公园里出道，头一次跟别人睡觉，就染上了一身的毒，还是你带我到市立医院去打盘尼西林的。我对他说：我一身的毒，一身的肮脏，你要来做什么？他说：你一身的肮脏我替你舔干净，一身的毒我用眼泪替你洗掉。他说的是不是疯话？我说：这世不行了，等我来世投胎，投到好好的一家人家，再来报答你吧。郭公公，我又要溜掉了，飞走了，开始逃亡了!’
　　“阿凤失踪了两个多月，龙子找遍了全台北，找得红了眼，发了狂。在一个深夜里，那还是一个除夕夜，龙子终于在公园的莲花池畔又找到了阿凤。阿凤靠在石栏杆上，大寒夜穿着一件单衣，抖瑟瑟的，正在跟一个又肥又丑，满口酒臭的老头子，在讲价钱。那个酒鬼老头出他五十块，他立刻就要跟了去。龙子追上前拼命拦阻，央求他跟他回家，阿凤却一直摇头，望着龙子满脸无奈。龙子一把揪住他的手说：‘那么你把我的心还给我!’阿凤指着他的胸口：‘在这里，拿去吧。’龙子一柄匕首，正正的便刺进了阿凤的胸膛。阿凤倒卧在台阶的正中央，滚烫的鲜血喷得一地......”
　　郭老的声音戛然中断，眼帘渐渐垂下，他那张龟裂般的皱脸，好像蒙上了一层蛛网似的。
　　“后来呢？”沉默了半晌，我嗫嚅问道。
　　“后来么......”郭老那苍哑的声音微微颤抖起来，

　　“龙子坐在血泊里，搂住阿凤，疯掉了。”
　　我在郭老家里居留了三天，听郭老把公园里的沧桑史原原本本的叙述了一遍。他教授我公园里许多的规矩，什么人可以亲近，什么人应该远离，什么时候风声紧，应当躲避。郭老的“青春艺苑”请了一位照相师傅，普通客人，便由照相师傅在楼下照。但我的像，郭老却亲自在楼上替我拍，自己拿到暗房去冲洗。拍了十几张，他才选中一张半身像，编进了他那本“青春鸟集”里。我的编号是八十七号，郭老说，我像一只小苍鹰；我照了照镜子，发觉我的鼻子倒有一点鹰钩。临离开，郭老又找出了一套旧衣裳来给我换上，那套衣裳是铁牛留下来的，他跟我的身材差不多。郭老塞了一百块钱到我口袋里，双手按着我的肩膀，定定的注视着我，沉沉的叮嘱道：
　　“去吧，阿青，你也要开始飞了。这是你们血里头带来的，你们这群在这个岛上生长的野娃娃，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就好像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你们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如同一群越洋过海的海燕，只有拼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

　　“他终于又回来了。”
　　郭老跟我两人步向莲花池的时候，自言自语说道。
　　“你说谁？郭公公？”我侧过头去问他。
　　“你昨天晚上遇见的那个人。”
　　“你认识他么？”我诧异道。
　　郭老点了点头，叹道：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他又会回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们走近台阶，郭老却停了下来，指向聚在台阶上那一伙人，对我说：
　　“上去吧，你去听去，他们正在谈论他，已经闹了一夜了。”
　　台阶上众星拱月一般，一大伙人围绕着我们师傅杨教头正在那里指手划脚，大家似乎都非常兴奋激动。老龟头、赵无常，还有三水街的一帮小么儿也在竖着耳朵听。原始人阿雄仔昂头挺胸，立在杨教头身后，双手插着腰，庞然大物，如同一个耀武扬威的镖师一般。
　　“小兔崽子，快给我过来!”杨教头一看见我，便嗖的一下手上两尺长的扇子指向我，一叠声嚷道：“让师傅瞧瞧，身上少了块肉，扎了几个洞没有。”
　　我走上台阶，杨教头一把将我揪过去，身前身后摸了几下，笑道：
　　“算你命大，还活着回来。你知道昨晚你跟谁睡觉了？”
　　“他叫王夔龙，刚从美国回来的。”
　　“肉头!”杨教头一巴掌掀到我背上，“王夔龙是谁你也不知道？”
　　“他知道个屁，”赵无常嘴巴一撇，“他那时只怕还穿着开裆裤哩!”
　　赵无常一张鬼脸瘦得只剩下三个指头宽，身子像根竹篙，裹着一件黑色套头衫，晃荡晃荡，颈脖扯得长长的。我们这一伙儿里，赵无常的资格最老，他喜欢向我们倚老卖老，夸耀他从前在公园里的风光。
　　“乖乖，”赵无常的声音又破又哑，呱呱聒噪，好像老鸦，朝我嘴开一口焦黑的烟屎牙，“你昨晚下了水晶宫去陪‘龙子’去啦!”
　　“龙子和阿凤”的故事，在公园的沧桑史里，流传最广最深，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已经变成了我们王国里的一则神话。经过大家的渲染，龙子和阿凤都给说成了三头六臂的传奇人物。我怎么也想像不到，昨天晚上跟我躺在一块儿，伸张着一双钉耙似的手臂的那个人，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那个又高又帅，经常穿着天青色衬衫跟公园里野孩子狂恋的龙子。
　　“昨晚我就疑心了，”杨教头兴奋的扇着扇子，“可是他整个人好像刚从火炉里爬出来似的，烤得焦烂，哪里还认得出来？倒是他在台阶上，走来走去那副火烧心的急相，还是跟从前一模一样。有人说，这些年他一直关在疯人院里，又有人说，他老早出国躲了起来。谁料得到？十年后，深更半夜，他猛地又钻了出来!”

  　“就是说啊，”赵无常又开始怀旧起来，“我顶记得他找寻阿凤那股疯劲了。我不该开了一句玩笑：‘阿凤跟盛公回家了!’他揪贼似的把我揪进了车子里，逼着我带他到盛公家，半夜去敲人家的门。盛公以为流氓捣乱，把警察都叫了来。后来我问阿凤：‘你怎么这样冷心冷面？’阿凤扯开衣服，露出一身的刺青，指着胸口上那条张牙舞爪的独角龙，说道：‘我冷什么？我把他刺到身上了还冷什么？你哪里知道？总有一天，我让他抓得粉身碎骨，才了了这场冤债!’我们那时只当他说癫话，谁知日后果然应验了。”
　　“那个姓王的，神气什么？真以为他是大官儿子了？一双眼睛长在额头上。”老龟头突然气不忿的插嘴道，他在嚼槟榔，一张口一嘴血红，“有一晚，他独自坐在台阶上，大概在等他那个小贱人，我看见他孤伶伶，好心过去跟他搭讪，只问了一句：‘王先生，听说你父亲是做大官的呀。’他立起身便走，理也不理，老子身上长了麻风不成？”
　　“你这个老无耻!”杨教头笑骂道，“人家老子王尚德不是做大官是做什么的？要你这个老泼皮去巴结？我问你：你算老几？人家理你？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真正是个不要脸的老梆子!”
　　我们都笑了起来。老龟头搔了两下他颈子上那块长了鱼鳞似的牛皮癣，塞住了口。
“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才看到王尚德的葬礼，”赵无常插嘴道，“嚄，好大的场面!送葬的人白簇簇的挤满了一街，灵车前的仪仗队骑着摩托车，真神气!”
　　我也在报上看到王尚德逝世的消息，登得老大，许多要人都去祭悼了。王尚德的遗像和行述，占了半版。王尚德穿着军礼服，非常威风。他的行述我没有仔细看，密密匝匝，一大串官衔。
　　“要不是他老子做大官，他杀了人还不偿命么？”老龟头余恨未消似的说道。
　　“偿什么命？他人都疯了，”杨教头答道，“法官判他‘心智丧失’。开庭那天我去了的，检察官问他为什么杀人，他摇着双手大喊：‘他把我的心拿走了!他把我的心拿走了!’不是疯了是什么？”
　　“那一阵子，闹得满城风雨，我还记得。”赵无常划燃了火柴点上一支香烟，深深的吸了一口，“报纸上的社会版，天天登，龙子和阿凤两人的相片都上了报，有家报纸的标题还损得很：‘假凤虚凰，迷离扑朔。欲海情天，此恨绵绵。’开庭那天我也在，法院就在一女中的斜对面，挤得人山人海，招来好多女学生。王夔龙一出来，她们也跟着叫：‘龙子，龙子’......”
　　“儿子们!”杨教头猛然将扇子一举，露出“好梦不惊”来，“散会吧，穿狗皮的来了!”
　　远处有两个巡警，大摇大摆，向莲花池子这边跨了过来。他们打着铁钉的皮靴，在碎石径上，踏得喀轧喀轧发响。我们倏地都做了鸟兽散，一个个溜下了石阶，各分西东，寻找避难的地方去了。我们的师傅杨教头，领着原始人阿雄仔，极熟练，极镇定的，混入了扩音台前的人群里。于是，我们莲花池畔的那个王国，骤然间，便消隐了起来。
　　“阿青!”
　　我走进黑林子里，跟一个人迎面撞了一个满怀，是小玉。

　　“明天晚上八点正，在梅田，一分钟也不许晚!”
　　我们坐在衡阳街大世纪的二楼，过道末端的一个鸳鸯座上，一个人吮着一杯冰柠檬水，小玉那双飞挑的桃花眼兴奋得炯炯发光。大世纪也是我们常到的联络站，比野人咖啡馆幽静多了。
　　“梅田在哪里？”我问道。
　　“驴蛋!”小玉捶了我一下，“梅田也没听过!就在中山北路国宾饭店过来两条巷子里。那里的台湾小菜，比青叶、梅子还要棒。明天晚上，他就请我们这几个人。”
　　“台湾小菜有什么稀奇？他是华侨，你为什么不带他去上大酒馆？五福楼呀，聚宝盆呀。我们也沾沾光，去吃桌酒席？”
　　“嗐，说你不生性!”小玉世故起来，“人家林样，离家这么多年，头一次回来，总想尝尝家乡味吓!大酒馆，你怕没有生意人请他？我喜欢梅田那个地方，真有情调。烤花枝，凉拌九孔......美丽多多!”
　　小玉告诉我：那个日本华侨叫林茂雄，有五十多岁了。本来是台北人，后来打仗，给日军征到中国大陆去，在东北长春娶了一个满洲姑娘，生了一儿一女。战后他全家跟一个东北朋友一同到日本合伙经商，苦了好些年，最近才发迹起来。这次，他们在东京那家成城药厂，派他到台湾来设立经销部，他才有机会重返故乡。
　　“我今天带着林样逛了一天的台北，两人逛得好开心!”小玉一脸容光焕发，“阿青，林样人很好呢，你看......”他指着他身上那件红黑条子开什米的新衬衫，“是他买给我的。”
　　“你这个势利鬼!”我笑道，“你一看见日本来的华侨，眼睛都亮了，难道你真的又去拜个华侨干爹不成？”
　　小玉冷笑道：
　　“华侨干爹为什么不能拜？我老爷本来就是华侨嘛----他现在就在日本。”
“哦？”我诧异道，“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又说你老爸早死掉了，葬在你们杨梅乡下。那天我还明明听见你向老周讨钱，说是买香烛替你老爸上坟。你哄死人不赔命!”
　　“告诉你？”小玉打鼻孔眼里哼了一下，“为什么要告诉你？谁我也没告诉!”
　　我们公园里的人，见了面，什么都谈，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起也隐瞒了一大半，因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痛，说不出口的。
　　“阿青，我问你，”小玉突然歪起脖子，一脸歹意的觑着我笑道，“你有老爸么？”
　　“什么话!”
　　“你老爸姓什么？”
　　“姓李!姓什么？”我有点恼怒起来，猛吸了两口柠檬水。
　　“你老爸真的姓李？你真的知道你老爸是谁，呃？”小玉的嘴角挑起，笑得非常刁恶。
　　“干你娘!”我忍不住一拳豁了过去。
　　“呵，呵，”小玉却得意非凡的笑了起来，“你看，白问你一声，你就输不起了!”
　　他俯下头去，默默的吮着他的柠檬水，半晌，他倏的头一昂，掉在额上的一绺长发一下甩回到头顶上，两颧鲜亮，一双桃花眼闪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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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在龙江街，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里。就如同中国地图上靠近西伯利亚边陲黑龙江那块不毛之地一样，龙江街这一带，也是台北市荒漠的边疆地区。充军充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贫寒的小户人家。我们那条巷子里，大多是一些不足轻重的公家单位中下级人员的宿舍。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点点，门窗瓦檐通通破烂了，象一群褴褛的乞丐；拱肩缩背，挤在一堆。左边第一栋是秦参谋家，一扇大门被台风刮掉了，一直没有补上，好象秃着嘴巴，缺了一颗门牙似的。秦参谋喜欢坐在大门缺口一张矮凳上，手里抱着一把胡琴，自拉自唱，据他自己说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子沙哑得患了重伤风一般。去年他中了风，脸走了形，嘴巴歪掉了。可是他仍奋力的唱着《逍遥津》，很苍凉的在喊：欺寡人......。他一张嘴，下巴便好象掉下来了似的，一脸痛苦不堪的神情。右边第一栋住着萧队长和黄副队长两家，萧太太和黄太太吵了十几年的架，因为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常常在深夜里从她们厨房中传出来一声声有板有眼的砧板咒。橐、橐、橐的刀声，配着尖厉的诅咒，在寒风中，听得人毛骨悚然，萧太太是大块头，声音宏亮，总是占上风。黄太太却干瘦得象只缩了水的黄瓜，一径瘪着嘴，泪眼汪汪，满面凄苦，好象给萧太太咒得永世不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家家传出来，都是怨声。我记得，那么些年，我们那条巷子好象从来没有安宁过。这边哭声刚歇，那边吆喝怒骂又汹汹然扬了起来。然而我们那条二十八巷，却是一条叫人不太容易忘怀的死巷：它有一种特殊的腐烂臭味，一种特殊的破败与荒凉。巷子两侧的阴沟，常年都塞满了腐烂的菜头、破布、竹篾、发锈的铁罐头，一沟浓浊污黑的积水，太阳一晒，郁郁蒸蒸，一股强烈的秽气，便冲了上来，在巷子里流转回荡。巷子中央那个敞口的垃圾箱，内容更是复杂。常常在堆积如山的秽物上，会赫然躺着一只肚子鼓得肿胀的死猫，暴着眼睛龇着白牙，不知是谁家毒死的，扔在那里，慢慢开始腐化；上面聚满了绿油油一颗颗指头大的红头苍蝇，人走过，嗡地一下都飞了起来，于是死猫灰黑的尸身上，便露出一窝白蠕蠕爬动的蛆来。巷子是黄泥地，一场大雨，即刻变成一片泥泞，滑叽叽的，我们打着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的走着，脚上裹满了泥浆，然后又把黄滚滚的泥浆带到屋里去。如果天气久旱，风一刮，整条巷子飞沙走石。于是一家家破缺的墙头撑出来的竹篙上，那些破得丝丝缕的尿布、三角裤、床单、枕头，在黄漾漾的风沙中，便异常热闹的招翻起来。
　　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二块黑色的大油布铺在漏洞上，遮盖起来，上面压了许多红砖头。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有时连痰盂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的房子特别矮，阳光射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潮湿，好象一径湿漉漉在出汗一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的，默默的，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从墙脚下，毛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弄到那样一幢房子，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年，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交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俘虏了。后来逃脱，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日的老战友黄子伟黄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黄子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露酒，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碗我一碗的猛灌，嘴里的花生米嚼得吭嚓皖嚓。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更加—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阳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
　　“呃，不早了......”
　　“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
　　“改天再来。”
　　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他的胸脯夸张的挺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 一双穿得张了口的旧皮靴，踏在地上，发着啪哒啪哒空洞的响声。
　　据说父亲从前打日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操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齿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满布的黑脸上，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采。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砍日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捆着斜皮带，穿着长统马靴，手里捧着一顶穿了几个弹孔的日军军盔，脸上露着胜利的得色。那张照片，便是在长沙郊野战场上拍的，地上七横八竖都躺满了士兵的死尸。那时父亲刚升团长，并且还受了勋。父亲的床头搁着一只小小的红木箱，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住，箱子里便珍藏着父亲那枚二等宝鼎勋章。在我考上育德中学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召进他房中，郑重其事的把他床头那只小红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的将箱子打开，里面搁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红铜镀金勋章，中间嵌着蓝白两色珐琅磁的宝鼎。镀金已经发乌了，花纹缝里金面剥落的地方，沁出了点点铜绿来。系在顶角的那条红蓝白三色缎带，也都泛了黄。父亲指着那枚旧勋章，对我说道：
　　“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
　　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头说道：
　　“站好！站好！”
　　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裤缝上，父亲才拿起那枚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口令喝道：
　　“敬礼！”
　　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出了声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满面严肃，便拚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高中毕业，便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继承他的志愿。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靠黄叔叔的面子，才挤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挂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套还象样的藏青哗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进，踏着他那僵硬的军人步伐，风尘仆仆的去赶公共汽车。父亲跟旧日的同僚，通通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的老部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裤躲进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悄声命令道：
　　“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
　　就在我们那间闷热潮湿，终年发着霉的客厅里，父亲顽强的坐在他那张磨得油亮的竹靠椅上，打着赤膊，流着汗，戴着老花眼镜，在客厅那盏昏黯的灯下，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毛、脱了线、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有一年台北地震，我们屋顶的砖瓦震落了好几块，我们都吓得跑到巷子里去。等我们回返家中，却发觉父亲仍旧屹然端坐在客厅的竹椅上，手里兀自捏住他那本《三国演义》，他头上那盏吊灯，给震得象钟摆一般，来回的摆荡着。
　　父亲独自坐在客厅里研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时，母亲便一个人在客厅外的天井中，蹲在地上，弯着腰，在搓洗那些堆积如山无穷无尽的床单衣裳。因为贴补家用，母亲每天都去兜揽一大堆别人家的床单衣裳回来洗。她常年都埋葬在那堆脏衣裳里，弓着背，拚命的搓，奋力的洗，两只手在肥皂水里，一径泡得红通通的。她蹲在地上，捞起裙子，露出一双青白的小腿来，一头乌黑的长发扎成一刷大马尾，拖在身后。有时候，母亲一面搓洗，一面一个人忘情的哼着台湾小调；搓着搓着，她会突然扬起面，皱着眉头，放声唱了起来：
　　啊......啊......被人放弃的小城市......寂寞孤单影......
　　她的声音尖细，凌厉，颤抖抖的一声奋扬起来，听得人毛骨悚然，比《悲情城市》里那个台语悲旦白莺唱得还要叫人心酸。
　　母亲的身世和来历都是十分暖昧不明的。据说她是桃园乡下一户养鸭人家的养女，养父是个酒鬼，百般虐待，幸亏养母还疼她，少受了许多罪。可是有一天，养父一把镰刀飞过去，把她额头上削去了一块皮，于是她便逃了出来，跑到中坜，在第一军团军营附近一家下等茶室，当起女招待来。那段日子，母亲的行为大概不甚检点，经常跟第一军团那些军爷们制造事件。有一次，两个少尉军官为她争风吃醋，动起武来，险些出了人命案子。事情闹大了，母亲在中坜立不住脚，才到台北来帮人做下女。黄婶婶怀孕时，请了母亲临时帮忙，就是那样，便跟父亲搭上了。那年父亲四十五，母亲才十九岁。黄婶婶提起这件事，总捂起嘴巴笑：
　　“我是叫你们阿母送红蛋去的，谁知你们阿爸红蛋留下，连人也留下了！”
　　母亲年轻时，大约的确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她长得身段娇巧，细细的腰肢，一头丰盛的长发，乌亮亮象匹黑缎子披到背上来。她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一小撮嘴巴，嘴角翘翘的，满脸稚气，看起来，好象是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小女孩一般。可是她那双大大的，深坑下去的眼睛，一双乌亮的眸子里，却一径闪烁得象两只受了惊的小鹿一般，东躲西藏，充满了傍徨疑惧。有时侯，她会突然眉头一锁，一双大眼睛便象两团黑火般燃烧了起来，好象心中一腔怨毒都点着了似的。

　　母亲站在父亲身边，只到他的肩膀。两个人走在街上，父亲昂头挺胸，好象在阅兵，大步大步的跨着，母亲跟在他身后，碎步追赶，不住的两边张望。那样一个苍老灰败，满头白发倒竖的大男人，身后却跟着一个娃娃脸，惊惶不定的小女子——他们两人，是我们巷子中，一对极不相称，走在一起令人发噱的老夫少妻。
　　然而父亲大概也曾热爱过母亲的，只是他表示的方式却十分的暴烈。有一次，母亲在门口跟一个卖莱的小伙子调笑，她拿一根萝卜去敲那个年轻男人敞裸的胸膛，那个小伙子便乘机捏了一下母亲的膀子。父亲恰巧撞见了，回家以后，也不发言，倏地从门背后抽出一根藤鞭子，嗖、嗖、嗖在母亲背上便猛抽了三下。母亲跌倒在地，她细小的身躯蜷缩成一团，两只肩膀猛烈的抽搐着，一双青白的小腿，不断的在蹬踢。她躺在地上的那副样子，使我想起我们过年时宰杀的一只小母鸡，喉头割断了，躺在地上，两只鸡爪子，不断痉挛的蹬踢着，在做垂死的挣扎，一身雪白的羽毛，溅满了鲜红的血点子。母亲躺在地上，并不哭泣，也不叫喊，一脸青苍，一小撮嘴巴紧紧闭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父亲，好象要跳了出来似的。第二天，母亲没有起床。父亲回家时，却将一包花纸包着的盒子，往母亲床头一塞，急急转身便走了出去。盒子里是一件崭新的细麻纱连衣裙，豆绿的底子，起着大团大团的红芍药。母亲爬下床，将新衣裳换上，站在镜子面前左顾右盼起来。可是她露在外面的背项上，却添了两条手指粗的鞭痕，横斜在那里，青红青红的浮肿起来，象两条蛇，蟠爬在她那雪白的背上。
　　我八岁的那年，有一天，母亲忽然失踪了。她带走了她所有的衣裳，也带走了父亲买给她的那条花裙子。她跟了小东宝歌舞团里一个小喇叭手，私奔而逃。她也参加了他们那个歌舞团，环岛巡回表演去了。小东宝歌舞团的宿舍，本来驻扎在长春路。母亲常常去领他们团员的衣服回来洗。有一次，我经过他们宿舍，窥见母亲正跟那些团员们混在一起，在唱歌。那个小喇叭手，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了一身绛红的制服，胸前两排金色铜扣，袖子上两道宽宽的金边，他歪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帽子，露着两片渗黑油亮的发鬓来。他双手举着一管闪烁的铜喇叭，仰着身子，吹奏得异常嚣张。母亲夹在一伙女团员中间，一齐笑嘻嘻的在唱《望春风》。她的头上也歪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男人帽子，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笑得那般开心过。
　　母亲出走的那个晚上，父亲擎着他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那管自卫手枪，虚恫的摇挥着，跑了出去，声称要去毙掉那对狗男女。可是他半夜回来，却醉得连路都走不稳了。他把我和弟娃叫去，咿咿晤晤训了一大顿我们不甚明了的话，讲到后来，他自己却失声痛哭起来，他那张皱纹满布灰败苍老的脸上，泪水纵横——那是我所见过，最恐怖，最悲怆的一张面容。弟娃吓得大哭，我却感到全身的汗毛都张开了，寒意凛凛。
　　母亲出走，我似乎并没有感到特别难过。大概因为母亲对我从小嫌恶，使我对她只有畏惧，没有依恋。母亲生我的时候，头胎难产，子宫崩血，差点送掉性命，因此，她一口咬定我是她前世的冤孽，来投胎向她讨命的。她常常用大拇指来搓平我的额头，对我说道：
　　“黑仔，莫要皱眉头，小孩子额头上有皱纹，要不得，犯凶的。”
　　母亲叫我黑仔，叫弟娃白仔。我长得象父亲，高大黝黑，弟娃却跟母亲脱了形。一身雪白，一张娃娃脸，他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好象是从母亲那里借来的，可是却没有母亲眼里那股怨毒，一径眨巴眨巴，好象在憨笑似的。母亲说，她怀着弟娃时，梦见了送子观音，弟娃是观音娘娘特地送给她的，所以才长得跟她那样象。她亲自给弟娃缝了一套火红绸子的衣服，脖子上给他戴了一只镀银的白铜项圈，项圈上挂着十二生肖的铃铛，弟娃满地一爬，那些龙蛇虎兔的铃铛便叮叮铛铛的响了起来，于是母亲大乐，一把便将弟娃抱起搂入怀中，从他头顶一直亲到他那双胖嘟嘟圆滚滚的小腿上，亲得弟娃扎手舞脚，咯咯不停的傻笑。
　　有一天，母亲在天井里替弟娃洗澡，她用她自己那块檀香皂，把弟娃一身都擦满了肥皂泡子，她坐在木盆边，佝着背，一头乌黑的长发，袅袅的婉伸到膝上，她一面掬起手，舀水浇到弟娃白白胖胖的身子上，一面柔柔的哼着《六月茉莉》。弟娃笑，母亲也笑，他们母子俩清脆欢悦的笑声，在那金色的阳光照耀下，回荡着。等到母亲走进屋内去拿毛巾，我走了过去，站在木盆边，正当弟娃笑嘻嘻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我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在他那白自嫩嫩的娃娃肉上，狠狠的咬下了八枚青红的牙齿印。母亲赶出来，举起火钳将我的膝盖打得乌青瘤肿，好几天，走路都是瘸的。我看着那青肿的膝盖，流出脓血来，心中只感到一阵报复的快意，我不哭，也不讨饶。那次后，母亲对我又添了几分嫌恶，说我一定是五鬼投的胎。
　　然而母亲一走，我跟弟娃两个人却突然变得相依为命起来。弟娃一向是跟母亲睡的，母亲出走那天晚上，他却跑到我房中，爬到我床上，拚命挤到我怀里来，大概他心里害怕。那晚我自己也很疲倦，便搂住他，学母亲那样，拍着他的背，一块儿睡去。
　　母亲离家后，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她出走的第四个年头，我刚上初中。小东宝歌舞团回到台北，在三重镇美丽华戏院表演。我偷偷带着弟娃，乘公共汽车过台北桥到三重镇去。美丽华原来是演歌仔戏的，在重新路一个巷子口，戏院只是一个三夹板围起的大棚子，大门入口的地方，垂着两幅花布门段，围墙板壁上，贴满了彩色广告海报：小东宝歌舞团青春热舞。上面印着许多露着大腿的舞女。一个戴着花纸帽的男人，站在入口处，举着一只讲话筒，大声呼喊；标致小姐!精彩表演!我带着弟娃买了两张票，挤进了戏院，里面黑压压的人头，差不多满座了，闹哄哄的。戏棚里是水泥地，地上撒满了果皮、瓜子壳、香烟头、汽水瓶子。座位是一条条没有靠背的长板凳，挤得密密的。观众差不多全是男人，许多打着赤膊，汗叽叽的露着上体。大多数的人都趿着木屐，坐下来后，便将木屐踢掉，一只光脚板蜷到凳子上。里面的空气混浊，暖烘烘的一股子汗酸脚臭。我跟弟娃挤到院台左侧最边头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戏台上挂着一张破旧的茶红幔子，台上有一排反射的座灯，把戏台照得通亮。戏台右边坐着歌舞团的乐队，有五个人，都穿着他们那绛红色铜扣金边的制服，在那里大吹大打，好象万华市场大拍卖时洋鼓洋号那股喧器，那样热闹。我发觉带着母亲私奔的那个小喇叭手，就坐在乐队前排，第二个座位上。他扬着头鼓着腮帮子，眼睛瞪得老大，吹奏得很得意似的，手上的喇叭照得金光闪闪。他没有戴帽子，梳了一个十分标劲的飞机头，乌光水滑的。台上的司仪擎着麦克风出来报了幕，讲了几句风话，台下掀起一阵口哨飞来，突然间，六个舞女便从幕后跑了出来。她们都穿着短短的粉红裙子，白白的大腿全露在外面，每个人的头上箍着一圈亮晶晶的金色锁片子，两只手腕上也戴满了闪烁的手钏子。她们出来后，肩靠肩站成一排，等乐队换了一支曲子，她们倏地都甩出一只手来，往来台下一指，一齐尖声唱了起来：

　　宝岛姑娘真美丽......

　　台下的观众更加兴奋起来，大声叫道：跳！跳！跳！乐队敲打得愈来愈急切，于是台上的舞女互相勾肩搭背，一字排开，开始飞踢大腿，跳起舞来。她们一边踢，一边唱，手钏子铮铮铛铛。台下的男人们，拍手的拍手，叫好的叫好。司仪手执着麦克风，也在大声喊；嗨！嗨！嗨！好象在替那些舞女加油似的。
　　我和弟娃的座位很偏，看得不太清楚。我站了起来，张了半天，赫然发觉，原来台上左边第一个舞女，就是母亲。她们六个人，都搽得一脸大团大团红通通的胭脂，眉毛眼睛画得又是蓝又是紫，脸谱勾得一模一样，不容易分别。母亲已经三十出头了，可是她身材娇小，又那样打扮着，看起来，竟象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比其他的舞女都矮小，踢起腿来，总比她们迟缓一些。她一径咧着涂得红红的嘴巴，露着一口白牙，做出一副笑容来。可她那双大眼睛却一直急切的眨巴着，好象十分仓皇吃力的模样。我告诉弟娃，母亲也在上面跳舞，弟娃赶忙爬到凳子上去，寻找了片刻，突然，他叫了一声：
　　“阿母......”便站在凳子上哭泣起来了。

　　南机场克难街两边，都是卖西瓜的小贩，地上撒满了吃剩的西瓜皮西瓜子。稀烂鲜红的西瓜肉，东一块，西一块，招来许多嗡嗡的苍蝇。在太阳底下晒狠了，那些烂红的西瓜皮肉，都在冒着一股发了酵甜腻的馊气。母亲住的那栋房子就在克难街底的一个贫民窟里。那是一栋十分奇特的建筑物，一所日据时代残留下来两层楼的一座水泥房子，墙壁坚厚，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个小黑洞，整座房子灰秃秃，像是一座残破的碉堡，据说是日本人驻军用的。我进到房子里，一道螺旋形的水泥楼梯，蜿蜒上升，伸到那看不清的幽暗里去。里面阴森森，洋溢着一股防空洞里潮湿的霉味。一座楼里不知道住了多少户人家，里面人声嘈杂，大人的喝骂，小孩的啼哭，可是因为幽暗，只见黑影幢幢，却看不清人的面目。我扶着那道水泥栏杆，摸索着，爬到了二楼顶，母亲住的那家门口去。大门敞着，有一个老太婆坐在门口一张矮凳上，点着头在打盹。那个老太婆穿着一件黄白麻纱的敞领汗衫，她颈子上的皱肉，像鸡皮似的，松垂了下来；她脑后挂着一小撮发髻，前额上的毛发却掉光了，一大片粉红的发斑侵到她眉毛上，好像她前额上的头皮给揭掉了一般，露出鲜红的嫩肉来。
　　“阿巴桑，黄丽霞在么？”我卸掉了墨镜，招呼她道。
　　“嗯？什么人？”老太婆睁开眼睛，嗄声问道。
　　“黄丽霞，阿丽。”
　　老太婆也不答话，清了一清喉咙，叭一下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朝我狠狠打量了一下，才用手往里面一间房间指了两下。我走进去，穿过一道砖砌的弄堂，弄堂底那间房，房门垂着一张酱黄的布帘。我捞开帘子，房中黝暗，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随着帘缝射进去一道昏惨惨的日光。我探索着走进了房中，里面又闷又热，迎面扑来一阵腥膻的恶臭，好像是死鸡死猫身上发出腐烂的秽气一般。
　　“阿母......”我悄悄叫了一声。
　　我伫立片刻，等到眼睛渐渐习惯了房中的幽暗后，才模糊看到房中有张挂着一顶方帐的床，床上隆起好像躺着一个人。我走了过去，站在床前，又叫道：
　　“阿母，是我，阿青。”
　　“阿青么？”
　　那是母亲的声音，尖细，颤抖，从黑暗中，幽幽的传了过来。一阵窸窣摸索的声音，啪的一下，床头一盏晕黄的电灯打亮了。母亲佝偻着侧卧在床上，身上裹着一件黑色绒线外套，下半身也裹着一条花布套棉被。她的头深深的陷入了枕头里，枕头边堆着厚厚一叠粗黄的卫生纸；床上罩着的那顶方帐，污黑污黑的，好像是用旧了的抹布拼凑起来的一般，缀满了一块块的补钉。我走到她床头边，她掉过脸来，我猛吃了惊，她那张脸完全变掉了。她原来那张圆圆的娃娃脸，两颊的肉好像给挖掉了一样，深深的凹了进去，颧骨嶙峋的耸了起来。她的两只大眼睛整个陷落了下去，变成了两个大黑洞，眼塘子乌青，像两块瘀伤，脸肉蜡黄，两边太阳穴贴了两片拇指大的黑膏药，一头长发睡成了一饼一饼的乱疙瘩。她的两只手紧紧抓拢，像一对蜷起的鸡爪子。她那本来十分娇小的身躯，给重重叠叠的衣裳被窝裹埋在床上，骤然看去，像是一个干缩了的老女婴。她伸出她那鸡爪般的手，一把捞住了我的手腕，尖起她凄厉的声音，迫促的叫道：
　　“你来得正好，阿青。快，快，把你阿母抱起来，床前有个痰盂，你看见吗？”
　　我把被窝掀开，将母亲从床上抱起来，她的身体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一只手托住她的背脊，我摸得到她背脊上突起来一节节的硬骨。她身上透着一股呛鼻的药味和汗臭。我把她放在痰盂上，痰盂里已装满了半盆黄浊浊的尿液，我进来时闻到那股奇异的腥膻，就是那里发出来的。母亲坐在痰盂上，佝着身子，怨怨艾艾的说道：
　　“刚才我唤破了喉咙也没有人理我，那个死老婆子在装聋呢！他们看见你阿母病得动不得了，便都来欺负我。她敢站在我房门口，对她猴子说：‘那个查某不中用啦，还医她做什么？’......”母亲嗤嗤的冷笑了两声，“考背，偏偏你阿母又死不去，天天在这里拖！”
　　母亲解完小便，用几张粗黄的卫生纸揩干净。我把她从痰盂上抱起来，放回床上。
　　“我怕冷，阿青，替我把被盖好。”母亲颤抖着声音叫道。我赶忙将被窝裹到她身上。她这间房间的窗户都紧紧关了起来，而且还蒙上了厚帘子，我的背上一直在淌汗。
　　“你知道么？阿青，他们都在等我死呢！”母亲压低了声音。她伸出她那瘦得只剩下一把筯骨乌黑的右手来给我看，她的无名指上犹松松的套着一枚磨得泛了红的金戒子。“他们等我一死，就要来脱我这只金戒子。别做他娘的春梦啦！我吞到肚子里去，也不会给那两个夭寿的！可是阿青，你阿母穷得要命，想吃片西瓜也没有钱买......”
　　母亲说着，她那双深坑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下，突然笑道：
　　“嘿嘿，你这一身穿得蛮标致嘛，你发财了么，阿青？乖仔，给点钱给你阿母买东西吃好么？我饿了一天了，他们拿来的东西，是喂猪的糠，哪是人吃的？”
　　我掏出昨天剩下的两百块钱，分了一张一百元给母亲。母亲那双瘦得像鸡爪子的手，捏住那张钞票，直打颤。她那张变得丑怪破烂的脸却绽开了，笑得像个小女孩一般。她急忙把那张钞票塞到枕头底下，生怕别人看见，会抢走一般。她把钱藏好，拍拍枕头，仰卧下去，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医生说，毒跑到骨头去了，要锯掉......”母亲用手在她下身划了一下，“两条腿都要锯掉，锯一条腿要七千块钱呢！莫说我没钱，有钱我也不锯！医生说，毒已经散开了，一攻心就要死了。死不是死，我这种女人还活着做什么......”母亲突然颤巍巍的撑起身来，她那双陷落的大眼睛灼灼的闪起光来，“阿青，你答应你阿母一件事好么？阿母从来没有求过你，你就替你阿母做这一件事好么？”
　　“好的。”我应道。
　　“你阿母是活不长的了。阿母死了，你到庙里去，替你阿母上一炷香，哪个庙都行。你去跪在佛祖面前，替你阿母向佛祖求情。你阿母一辈子造了许多许多罪孽，你求佛祖超生，放过你阿母，免得你阿母在下面受罪。你阿母一生的罪孽，烧成灰都烧不干净！死，你阿母是不怕的，就是怕到下面那些罪受不了......”
　　母亲说着，她那深坑的眼眶突然冒出两行眼泪来，流到她那凹下去的面颊上。我将床头那叠粗黄的卫生纸递了两张给她。她接过去，揩了揩面上的泪水，擤了一擤鼻涕，才又倒卧到床上去。隔了半晌，她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叹道：
　　“你们阿爸，其实他对我，也还不错的。只是......”
　　她皱起眉头，咂了咂嘴。突然间，她嘴巴一撇，轻佻的笑了起来，问我道：
　　“怎么啦？老头子还好么？还天天呷酒么？”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我有三个多月没看见他了......阿母，我也离开家了。”
　　“是么？是么？”母亲亢奋起来，眨着她那双下陷闪灼的眼睛。随即她却伸出手来，拍了一拍我的手背，点着头，叹道：
　　“你也跑出来了，阿青？”
　　“是阿爸赶我出来的，”我说道。
　　“哦，是么？”
　　母亲喃喃应道。她的大眼睛默默的注视着我，手搁在我的手背上。一刹那，我感到我跟母亲在某些方面毕竟还是十分相像的。母亲一辈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寻，最后瘫痪在这张堆满了发着汗臭的棉被的床上，罩在污黑的帐子里，染上了一身的毒，在等死。我毕竟也是她这具满载着罪孽，染上了恶疾的身体的骨肉，我也步上了她的后尘，开始在逃亡，在流浪，在追寻了。那一刻，我竟感到跟母亲十分亲近起来。
　　“那么，现在只剩下弟娃一个人跟着你阿爸了？”母亲细颤的声音，就得酸楚起来。
　　“阿母......”我觉得我的喉头好像给塞住了，叫不出声音来了似的。
　　“阿青，弟娃到底是你的亲骨肉，你对他是要好的......”
　　“阿母，弟娃死了。”我终于大声说了出来，好像胸中一块瘀血，一下子吐了出来似的。母亲呆呆的望着我，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弟娃死了三个多月了，阿母......”
　　我坐到母亲头边，紧紧执住她那双瘦小的手爪子。我的手心在沁冷汗，我的牙关在打着战。我俯下身去，向母亲急切的倾诉起来。我告诉她：弟娃是生肺炎死的。长春路康福医院的吴医生说他是重感冒，只给他打了一针退烧针。第三天，弟娃便昏迷了。他一夜咳嗽，全身烧得滚烫。我们送他到台大医院去急救。他们给他上了氧气，弟娃直着脖子喘了一夜，天亮时，才断的气。断气的时候，是我抱住他的。医院里的人，要把弟娃抬走。我用脚猛踢他们，不准他们碰他。后来阿爸将我拉开，医院里的人，用一块白布把弟娃盖了起来，抬走了。母亲静静我听着，没有作声。我讲完后，我们默默的相对了好一会儿。突然间，母亲奋力挣脱了我的手，僵直直的便从床上坐了起来，一只手颤抖抖的指着厉声喝道：
　　“你们把我的白仔害死了！”
　　“阿母？”我立起了身来。
　　“肺炎？什么肺炎？我不懂！你们把我的白仔害死了......”母亲那双深坑的眼睛闪得好像要跳出来了似的，削瘦的脸，扭曲起来，双像哭，又像笑，“我知道，一定是你，你这个黑心的，你把我的白仔害死了，还跑来哄我，告诉我生什么肺炎死的。是你把我的白仔害死的，我要你赔命......”
　　母亲那双鸡爪似的手握着拳头捶起床来，一面放声悲嚎，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惨烈。外面那个老太婆噔噔噔跑了进来，双手乱挥，嚷道：
　　“疯了！疯了！”
　　我退了几步，跑出了母亲的房间。跌跌撞撞，从那道幽暗回旋的水泥楼梯，奔了下去。母亲那尖厉的惨嚎，一声声从楼上追逐下来。我逃到房子外面，脚下犹自不停的奔跑着。外面烈日，白得天旋地转，我感到一阵晕眩，冷汗从头上水泻一般，流了下来。我跑了一段路，才停下来，喘着气，回头望去，那碉堡似的水泥楼房，灰秃秃的矗立在猛烈的太阳下，墙上布满了一个个小黑洞，好像一座大监狱似的。 　　　　　　

　　西门町的野人咖啡室也是我们联络站之一，有时候小玉、老鼠、吴敏我们几个人要互通消息，到野人去留一张字条：“八点钟新南阳门口。”“九点半中华路商场二楼吴抄手。”下午四点钟，台北已经给八月的太阳烤得奄奄一息了，我钻进野人的地下室里，每张桌子早坐满了人，三三两两，全是青少年的头颅。他们身上穿着大红大黄，聚在一堆，并成了一朵朵的向日葵。里面灯光昏朦，乳白的冷气烟霭，在浮动着，冷气里充满了辛辣的烟味。那架大唱机正在扩着火爆的摇滚乐。披着四放肆的在喊：
　　Ya......Ya......Ya......
　　我觑了半天，发现只有靠冷气机的那一角，有一张台子，是一个人坐着的，我走过去，问道：
　　“这里有人坐吗？”桌上摆着几只盛冷饮的空杯。
　　他抬起头，摇了一下。我摘下墨镜，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指着两只空杯说：
　　“他们刚走。”
　　他是一个约莫十四五岁的男孩，穿着一件洗得泛了白的童军制服，上衣拉到裤子外面，也没有扣好，小腹露了出来。制服的两条肩带，一条纽子掉了，翻了起来。他的背靠着冷气机，腿跷到一张椅子上，脚上一双凉鞋，大脚趾露在外面，一翘一翘的动着。他面前的冷饮杯空掉了，里面那根麦管也给咬折了。他手里夹着根香烟，看见我坐下，赶忙塞到嘴里猛抽两下，可是他夹烟的姿势一看就知道是个刚学抽烟的嫩脚色。
　　“刚才走的两个家伙，昨夜里偷了一架老美的汽车。”他告诉我，很兴奋的样子。
　　“什么牌子的汽车？”
　　“宾士！”
　　“喔唷，高级车嘛。”
　　“他们开去兜风，开到仁爱路四段，一撞撞到了电线杆上。两个小子爬出车来，鬼一样的溜掉了。他们说，那架崭新的宾士，撞得像只瘪了嘴的癞蛤蟆！”
　　他说着，开心的笑了起来。我想到那部美国佬的汽车撞成癞蛤蟆的模样，也禁不住笑了。他咯咯的笑个不停，那张晒得鲜红的圆脸上，咧着两颗又白又大的门牙。他的头发大概暑假刚起来的，只有寸把长，鬈鬈的覆在额上。我看见他制服左胸上绣着恒毅中学五九三的学号。
　　“那两个小子是西门町兄弟帮的。”
　　“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吗？”我问他。
　　“才不是！”他嘴巴一撇，十分不屑，“兄弟帮那些家伙最污了！”
　　我点了一杯番石榴汁，用麦管吸了两口。我发觉他在干瞅着我，拼命的吸烟，我便对他说：
　　“分一半给你。”
　　他起先有点不好意思，迟疑了片刻，终于讪讪的笑着将空杯推了过来，我倒了一半番石榴汁给他。
　　“我喝了一杯凤梨汁、一杯芒果汁，就还没喝番石榴汁。我在这里泡了一个下午，四个多钟头，钱也喝光了。本来我还打算去看电影的。”他吮着番石榴汁笑道。
　　“你一个人在这里穷泡干什么？”
　　“到哪里去呀？外头热得发昏！”他咋了一下舌头。
　　“去游水呀！”
　　“昨天我才去东门游泳池，挤得像沙甸鱼，水是臭的！本来我打算留在家里看武侠小说。喂，你也练武功么？”
　　“我的段数才高哩，我在小学就看《射雕英雄传》了！”
　　“哈，哈，我也刚看完《射雕》。”他拍起手叫道，“我在恒毅住宿，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好过瘾！有一天，给吴大傀头捉到了，把那《射雕》全部没收去了。吴大傀头是我们的舍监，有两百磅，一讲话，就气喘，指着我骂道：‘侬这个小鬼头，顶勿守规矩！’”
　　“你是上海瘪三么？”
　　他又咯咯的笑个不停。
　　“勿是！勿是！”他猛摇头，打着上海腔，“我后妈是上海女人，她一天到晚指我的额头骂：‘小赤佬！小赤佬！’她说要是恒毅开除我，她就把我送到阿里山上面那间中学去。你听过上海女人骂人么？她们的声音像刮玻璃那么尖！我后妈一喊，我老爸便捂起耳朵开溜。他从前还是飞行员哩。就是喷射机也没有我后妈的嗓子刺耳！”
　　“你老爸从前开什么飞机？”
　　“轰炸机，B－25，轰......”他用手做了一个飞机俯冲的姿势，“他现在在家里养鸡。”
　　“什么？”唱机里正放一支汤姆琼斯的歌，声音奇大，我听不清楚。
　　“他养鸡！”他大声叫道，“我们家有五百多只来亨鸡。”
　　我突然笑了起来，我觉得没有比开轰炸机的驾驶员养来亨鸡更滑稽的事了。
　　“我们家臭烘烘的，鸡屎臭！我老爸天天在鸡棚里捡鸡蛋，我后妈就在屋里搓麻将。从早上搓到半夜，从半夜搓到天亮。你猜我后妈为什么不喜欢我待在家里？”
　　“你调皮捣蛋。”
　　“勿是！勿是！”他又笑着摇头，“我在家，她就输钱。因为我爱看武侠小说，看‘书’把她看‘输’了。她说我是个倒霉鬼。”
　　“倒霉鬼，你叫什么名字？”
　　“赵英，赵子龙的赵，英雄的英。”
　　“他们都叫我阿青。”
　　“几点钟了，阿青，”他用手拨我的手表来看，随着又叹了一口气，说道，“凄惨，才四点半，我后妈又在打麻将，要我八点钟以后再回家。”
　　“我们看电影去，”我提议道。
　　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
　　“我出来时，带了五十块的，打弹子输掉了二十。”他又吐了一下舌头。
　　“我请你。”我说。
　　“真的么？”
　　“我们去看新世界的《独臂刀》。”
　　“棒极了！”他叫了起来，“我最爱看王羽的武侠片，打得真过瘾。”
　　“快点，”我立起身，“我们去赶四点半的那一场。”
　　我们钻出野人，连跑带跳，穿过西门町几条闹街，赶到新世界去。《独臂刀》是最后一天，又是星期日，好座位都卖光了。我们只买到两张前卒第三排的票。坐在椅子上，头仰得高高的，银幕上的人头大得不得了，砍砍杀杀，血肉横飞，那些刀刀剑剑好像要飞到我们头上来了似的。我去买了一包五香牛肉干，跟赵英一边啃，一边看王羽满天里打跟斗。他的动作干脆俐落，是真功夫，打得确实过瘾。
　　“应该还来个续集，”我们看完戏，走出戏院，赵英意犹未尽的说道。
　　“续集我来编。”我说道。
　　“你怎么编？”
　　“编个《无臂刀》，把王羽那一条手臂也砍掉。”
　　“没有手怎么拿刀？”
　　“傻子，不会运气功么？”我笑道。
　　赵英也咧着两颗大门牙咯咯的笑了起来。我们正穿过斑马线，一辆计程车驶过来，倏的停下，恰好停在赵英身边，赵英顺手便在车头上打了一掌，打得车头蓬的一响，他并起两根指，学电影里王羽那副姿势，指着计程车司机喝道：
　　“呔！小侠在此，不得无礼！”
　　我们跑过街头去，只听得计程车司机在后面哇哇乱骂。六点多钟，西门町的人潮开始汹涌起来。我们穿过一些大街小巷，总是人挤人，暖烘烘的，都是人气。我们吃多了牛肉干，嘴里闹渴，我摸摸口袋，只剩下二十多块钱了，便在一家冰果店买了两根红豆冰棒，一人一根，沿了武昌街，一路啃着，信步走到了西门町淡水河的堤岸上。淡水河上的夕阳，红得像团大火球，在河面上熊熊的烧着。
　　淡水河堤五号水门这一带，是西门町闹区的边缘。那些高楼大厦排列到这边，倏地便矮塌了一大截，变成一溜破烂的平房，七零八落，好像被那些高楼大厦挤得摇摇欲坠，快坍到河里去了似的。西门町的繁华喧嚣，到了这里，突然消歇，变得荒凉起来。住在这些破烂矮屋的居民，大多是做木材生意的，附近的堤岸边，堆满了长条的滚木，这些滚木都在水里泡过，上面生了霉菌。我跟赵英越过滚木，爬到了堤岸上。堤上空荡荡的没有人，堤下的淡水河，好像给那团夕阳烧着了似的，滚滚浊浪，在迸跳着火星子。河对面的三重镇，上空笼罩着一片黑濛濛的煤烟，房屋模糊，好像是一大团稀脏的垃圾堆在河对岸。远处通往三重镇的中兴大桥，长长的横跨在河中央，桥上车辆来来往往，如同一队首尾相接的黑蚁。河面上有一只机帆，满载着煤屎，嘟嘟嘟在发着声音，一面巨大的黑帆，正缓缓的朝着天边那团大火球撞去。
　　“好红的太阳！”
　　赵英爬上了河堤叫道，朝着夕阳奔跑过去。风把他的衣角拂了起来。长长的河堤上，他那身影映着那轮火红的太阳，伶俐的跳跃着。他跑到长堤尽头，停了下来，回头向我张开双臂招挥起来，我忙跟了过去，赵英犹自喘息着，笑道：
　　“你看，有人在钓鱼。”
　　河堤下面不远的沙滩岸边，地上插着两根钓鱼杆，钓鱼的人不知哪里去了，钓杆给钓丝拖得弯弯的。
　　“这里的鱼多得很，我也来钓过，”我说道。
　　“是么？有些什么鱼？”
　　“鲫鱼、鲤鱼、鲢鱼，通通有。”
　　“你钓到鱼了么？”
　　“当然，钓过好多条。”
　　“真的么？”
　　“有一次我跟我弟弟来，钓到两条巴掌大的鲤鱼。”
　　“喔唷，豆瓣鲤鱼很好吃呢！”赵英笑道。
　　“鲤鱼最容易的，这里水脏，鲤鱼多。”
　　“你用什么做钓饵？”
　　“蚯蚓，就在河边可以挖得到，这里的蚯蚓好肥，有指头那么粗。”
　　“棒透了！”赵英拍手道，他在堤上坐了下来，“哪天我们来挖蚯蚓，钓鱼好么？”
　　“好的，”我应道。我也坐了下来，我感到裤子后面口袋有根硬东西梗在那里，我伸手去掏，是那管口琴。
　　“什么牌子的？”赵英瞅见我手上的口琴，问道。
　　“蝴蝶牌。”我将口琴递给他看。
　　“是名牌嘛。”赵英接过口琴，端详了片刻。
　　“你也会吹口琴么？”我问道。
　　“当然，”赵英昂起头，得意洋洋，“我是我们学校口琴社的社员，青年节我代表我们学校出去比赛，还得过第二名哩！”
　　“那么你吹吹看，”我说道。
　　“你要听什么？”
　　“你最近学了什么歌？”
　　“有一首英文歌：You Are My Sunshine，你听过么？”
　　“嘿，你还会洋歌呢！”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audrey:又见这首歌，有名啊~~~）
　　赵英咧着嘴，唱了两句。
　　“是我们学校里美国祖父教我们的。”
　　赵英双手捧起口琴，试了两下，便吹奏起来了。他吹得十分纯熟滑溜，和声的拍子也扣得很准。
　　“硬是要得嘛。”赵英奏毕，我拍手笑道。
　　“这管口琴声音简直棒极了！”赵英笑嘻嘻说道，“从前我有一管国光牌的，也很棒。可是放在宿舍里，不知给哪个小子偷掉了，气得我发昏！几天吃不下饭去。我要去买一管新的，你猜我后妈说什么？‘丢了正好，有了那个东西，你书也不念！’你说气不气人？”
　　赵英手里颠来倒去玩弄着那管口琴，捧到嘴边去吹一下，又用衣角去揩拭一下。
　　“这管口琴送给你，”我说道。
　　“真的？”赵英抬起头来，眼睛瞪得老大，不敢置信的笑道。
　　“你再吹一支歌来听，这管口琴就真的送给你。”
　　“没问题，你还要听什么？”
　　“《踏雪寻梅》你会吹么？”
　　“当然会！”

audrey

回到莲花池那边，已是半夜时分。播音台的扩音器，已经寂灭了，公园里的游人，都已离去。于是我们的王国，从黑暗里便倏地涌现了出来。莲花池的台阶上，黑影幢幢。三水街那一群小么儿，三三两两，木屐踏得劈劈啪啪，异常嚣张。亭子那边，我们那位位年高望重的元老盛公，正拖着蹒跚的步子，蹭向我们的师教头，衰疲的探问道：“有新鲜的孩子么？”盛公已经老耄，而且背脊还患了严重的风湿。他找孩子作伴，只是为着陪他老人家宵个夜，喝杯烧酒罢了。盛公晚上常常失眠，他说他只要看看一张年轻的面靥，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便如同服了一粒安眠药似的，才肯消歇。盛公是万年青影片公司的董事长，摄制过好几张超级文艺爱情影片，赚了不少钱。据说盛公从前在上海自己也曾是位红小生，跟许多有名的女明星配过戏，可是他却无限感叹的对我们说道：“荣华富贵有什么用？孩子，青春才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哪！”那个尾随在老鼠后面，气吁吁叫着“耗子精”的，是聚宝盆的江浙名厨卢司务，卢司务体重两百零五磅，笑起来，象一尊欢喜佛。他对老鼠有偏爱：“老鼠么，我就喜欢他那几根排骨，好象啃鸭翅膀，愈啃愈有味！”远远在树林子那边，掩掩藏藏，不敢抛头露面的，是一群良家子弟的大学生；那几个还来不及脱去制服的是外岛回来，到台北渡假的充员士兵，还有一些三重镇到公园来打秋风登记有案的小流氓；还有西门町拍卖行、缝纫铺、皮鞋店的小伙计；也有心脏科的名医生，一位军法官，还有曾经红得发紫现在已经秃了头常戴着一顶巴黎帽的台语明星，还有那位皱得满面山川狂热的追求美的影子的艺术大师，艺术大师常常说一些我们不甚明了的话：“肉体，肉体哪里靠得住？只有艺术，只有艺术才能常存！”所以他把我们王国里的美少年，都画成了图画。当然，还有我们那位资格最老，历尽沧桑的老园丁郭老。郭老一个人远远的企立在那棵绿珊瑚的下面，白发白眉，睁着他那双老盹的眼睛，满怀悲悯的瞅着公园里这一群青春鸟，在午夜的黑暗里，盲目的，危急的，四处飞扑。郭老在长春路开了一家照相馆青春艺苑。他收集了我们的照片，贴成了一本厚厚的相簿，取名“青春鸟集”。他把我编成八十七号，命名为小苍鹰。
　　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这一颗颗寂寞得疯狂的心，到了午夜，如同一群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爪，开始四处狺狺的猎狩起来。在那团昏红的月亮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游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开始狂热的追逐，绕着那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了爱与欲的梦魇。
　　在黑暗中，我踏上了莲花池的台阶，加入了行列，如同中了催眠术一般，身不由已，绕着莲花池，一圈一圈不停的转着。黑暗中，我看见那一双双给渴望、企求、疑惧、恐怖，炙得发出了碧火的眼睛，象萤火虫似的，互相追扑着。即使在又浓又黑的夜里，我也尖锐的感觉得到，其中有一对眼睛，每次跟我打照面，就如同两团火星子，落到我的面上，灼得人发疼。我感到不安，我感到心悸，可是我却无法回避那双眼睛。那双炯炯的眼睛，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急切，好象拚命在向我探索，向我恳求什么似的。他是一个身材高瘦的陌生人，在公园里，我从来没有见他出现过。
　　“去吧，不碍事的，”我们师傅杨教头在我身后凑近我耳根低声指示道，“我看见他跟了你一夜了。”
　　那个陌生客已走下了台阶，站在石径那端一棵大王椰下，面朝着我这边，高高的矗立在那里，静静的，然而却咄咄逼人的在那儿等待着。陌生客，平常我们都尽量避免，以免搭错了线，发生危险。我们总要等我们的师傅鉴定认可后，才敢跟去，因为杨教头看人，从来不会走眼。我走下台阶，步到那条通往公园路大门的石径上。我经过那位陌生客的面前，装作没看见他，径自往大门走去，我听见他跟在我身后的脚步声，踏在碎石径上。我走出公园大门，一直往前，蹭到台大医院那边；没有人迹的一条巷子口路灯下，停下脚来，等侯着。
　　在路灯下，我才看清楚，那个陌生客，跟我站在一起，要比我高出大半个头，总有六尺以上，一身嶙峋的瘦骨，一根根往外撑起。他身上那件深蓝的衬衫，好象是绷在一袭宽大的骨架上似的。他那长方形的面庞，颧骨高耸，两腮深削下去，鼻梁却挺得笔直的，一双修长的眉毛猛的往上飞扬，一头厚黑的浓发，蓬松松的张起。他看起来，大约三十多岁，脸上的轮廓该十分直挺的，可是他却是那般的枯瘦，好象全身的肌肉都干枯了似的。只有他那双深深下陷，异常奇特的眼睛，却象原始森林中两团熊熊焚烧的野火，在黑暗中碧荧荧的跳跃着，一径在急切的追寻着什么。当他望着我，露出一丝笑容的时候，我便提议道：
　　“我们到圆环去。”

 
　　 瑶台旅社二楼二五号房的窗户，正遥遥向着圆环那边的夜市。人语笑声，一阵阵浪头似卷了上来，间或有一下悠长的小喇叭猛然奋起，又破又哑，夜市里有人在兜卖海狗丸。对面晚香玉、小蓬莱那些霓虹灯招牌，红红绿绿便闪进了窗里来。房中燠热异常，床头那架旧风扇轧轧的来回摇着头。风，吹过来，也是燥热的。
　　在黑暗中，我们赤裸的躺在一起，肩靠着肩。在黑暗中，我，也感得到他那双闪灼灼，碧荧荧的眼睛，如同两团火球，在我身上滚来滚去，迫切的在搜索，在觅求。他仰卧在我的身旁，一身嶙峋的瘦骨，当他翻动身子，他那尖棱棱的手肘不意撞中我的侧面，我感到一阵痛楚，喔的叫了一声。
　　“碰痛你了，小弟？”他问道。
　　“没关系。’我含糊应道。
　　“你看，我忘了，”他把那双又长又瘦的手臂伸到空中，十指张开，好象两把钉耙一般，“这双手臂只剩下两根硬骨头了，有时戳着自己也发疼；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从前我的膀子也跟你的那么粗呢，你信不信；小弟？”
　　“我信。”
　　“你几岁了？”
　　“十八。”
　　“就是了，从前我象你那样的年纪，也跟你差不多。可是一个夏天，也不过三个月的光景，一个人的一身肉，会骤然间耗得精光，只剩下一层皮，一把骨头。一个夏天，只要一个夏天......”
　　他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悠远，飘忽，好象是从一个深邃的地穴里，幽幽的冒了出来似的。
　　常常在午夜，在幽瞑中，在一间隐蔽的旅栈阁楼，一铺破旧的床上，我们赤裸着身子，两个互相隐瞒着姓名的陌生人，肩并肩躺卧在一起，陡然间，一阵告悔的冲动，我们会把心底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吐露出来。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对方的采历，我们会暂时忘却了羞耻顾忌，将我们那颗赤裸裸的心，挖出来，捧在手上互相观看片刻。第一次跟我到瑶台旅社来的，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北方人，两块腹肌练得铁板一样硬，那晚他喝了许多高梁，嘟嘟哝哝，讲了一夜的醉话。他说他那个北平太太是个好女人，对他很体贴，他却偏偏不能爱她。他心中暗恋的，是他们学校高中篮球校队的队长。那个校队队长，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跟了他三年，情同父子。可是他却无法对那个孩子表露他的心意。那种暗恋，使他发狂。他替他提球鞋飞拿运动衫，用毛巾给他揩汗。但是他就不敢接近那个孩子。一直等到毕业，他们学校跟外校最后一次球赛，那天比赛激烈，大家情绪紧张。那个队长却偏偏因故跟他起了冲突。他一阵暴怒，一巴掌把那个孩子打得坐到地上去。那些年来，他就渴望着抚摸，想拥抱那个孩子一下。然而，他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失去控制，将那个孩子脸上打出五道红指印。那五道指印，象烙痕般，一直深深刻在他的心上，时时隐隐作痛。那个体育老师，说着说着，一个北方彪形大汉，竟呜呜哭泣起来，哭得人心惊胆跳。那晚下着大雨，雨水在窗玻璃上蜿蜒的流着。对面晚香玉的霓虹灯影，给混得红绿模糊一片。
　　“五天前，我的父亲下葬了。”
　　“嗯？”我没有听懂他的话。
　　“五天以前，我父亲下葬在六张犁极乐公墓，”他在抽一根烟，烟头在黑暗中亮起红红的一团火，“据说葬礼很隆重，我看见签名簿上，有好多政府要人的名字，可是我却不知道六张犁在哪儿，我从来没有去过。你知道么，小弟？”
　　“我从信义路一直走下去，就到了，极乐公墓在六张犁山上。”
　　“信义路四段下去么？台北的街道改得好厉害，通通不认识了，我有十年没有回来......”他吸了一下烟，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前天夜里，我才从美国回来的，走到南京东路一百二十二巷我们从前那栋老房子，前后左右全是些高楼大厦，我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出来了。从前我们家后面是一片稻田。你猜猜，田里有些什么东西？”
　　“稻子。”
　　“当然，当然，”他摇着一杆瘦骨棱棱的手臂笑了起来，“我是说白鹭鸶，小弟。从前台北路边的稻田里都是鹭鸶，人走过，白纷纷的便飞了起来。在美国这么些年，我却从来没看见一只白鹭鸳，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老鹰、海鸥、野鸭子，就是没有白鹭鸶。小弟，有一首台湾童谣，就叫《白鹭鸶》，你会唱么？”
　　“我听过，不会唱。”
　　白鹭鸶
　　车粪箕
　　车到溪仔坑......
　　他突然用台湾话轻轻的哼了起来，《白鹭鸶》是一支天真而又哀伤的曲子，他的声音也变得幼稚温柔起来。
　　“你怎么还记得？”我忍不住笑了。
　　“我早忘了，一回到台北不知怎的又记起来了。这是我从前一个朋友教我的，他是一个台湾孩子。我们两人常跑到我们家后面松江路那头那一片稻田里去，那里有成百的鹭鸶。远远看去好象田里开了一片野百合。那个台湾孩子就不停的唱那首童谣，我也听会了。可是这次回来，台北的白鹭鸶都不见了。”
　　“你是美国留学生么？”我问道。
　　“我不是去留学，我是去逃亡的......”他的声音倏地又变得沉重起来，“十年前，我父亲从香港替我买到一张英国护照多把我送到高雄，搭上了一只日本邮轮，那只船叫白鹤丸，我还记得，在船上，吃了一个月的酱瓜。”
　　他猛吸了两口烟，沉默了半晌，才严肃的说道，
　　“我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来！’所以，我等到我父亲，过世后，才回到台湾，我在美国，一等等了十年......”
　　“小弟，你知道么？我的护照上有一个怪名字，StePhenNg。 广东人把‘吴’念成‘嗯’，所以那些美国人都从鼻子眼里叫我‘嗯，嗯，嗯，’......”
　　说着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我听着很滑稽，也笑了。
　　“其实我姓王，”他舒了一口气，“王夔龙才是我的真名字。那个‘夔’字真难写，小时候我总写错。据说夔龙就是古代一种孽龙，一出现便引发天灾洪水。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给我取这样一个不吉祥的名字。你的名字呢，小弟？”
　　我犹豫起来，对陌生客，我们从来不肯吐露自己的真姓名的。
　　“别害怕，小弟，”他拍了一拍我的肩膀，“我跟你，我们都是同路人。从前在美国，我也从来不肯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姓名。可是现在不要紧了， 现在回到台北，我又变成王夔龙了。StePhenNg，那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名字呢？StePhenNg死了，王夔龙又活了过来！”
　　“我姓李，”我终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们都叫我阿青。”
　　“那么，我也叫你阿青吧。”
　　“你是在美国旧金山么？”我试探着问道，我们公园里有一个五福楼的二厨，应聘出国，到旧金山唐人街一家饭馆当起大厨师来。他写信回来说，旧金山满街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旧金山？我不在旧金山，”他猛吸了一口烟，坐起来，把烟头扔到床前的痰盂里，然后双手枕到脑后，仰卧到床上。
　　“纽约，我是在纽约上岸的，”他的声音，又飘忽起来，让那扇电风扇吹得四处回荡，“纽约全是一些几十层的摩天大楼，躲在下面，不见天日，谁也找不着你。我就在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下面，躲藏了十年，常常我藏身在纽约最黑暗的地方——中央公园，你听说过么？”
　　“纽约也有公园么？”我问道。

“怎么没有？那儿的中央公园要比咱们的新公园大几十倍，黑几十倍，就在城中心，黑得象一潭无底深渊。公园里有好多黑树林，一丛又一丛，走了进去，就象迷宫一般，半天也转不出来。天一暗，纽约的人，连公园的大门也不敢进去。里面发生过好多次谋杀案，有一个人的头给砍掉了，身体却挂在一棵树上。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孩子，身上给戳了三十几刀......”他说着却叹了一口气道：
　　“美国到处都是疯子。”
　　“中央公园里，也有我们同路人么？”我悄声问道。
　　“唉，太多了，我上了岸，第三天晚上，便闯进中央公园里去。就在那个音乐台后面一片树林里，一群人把我拖了进去，我数不清听，大概总有七八个吧。有几个黑人，我摸到他们的头，头发好似一饼纠缠不清的铁丝一般。他们的声音在黑暗里咻咻的喘着，好象一群毛耸耸的饿狼，在啃噬着一块肉骨头似的。在黑暗中，我也看得到他们那森森的白牙。一直到天亮，一直到太阳从树顶穿了下来，他们才突然警觉，一个个夹着尾巴溜走了，只剩下一个又老又丑的黑人，跪在地上，兀自抖瑟瑟的伸出手来，抓我的裤角。我走出林子外，早晨的太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他把那一双瘦棱棱象钉耙似的长手臂伸到空中，抓了两下，“一夜工夫，我觉得我手臂上的肉，都给他们啃掉了似的，红红紫紫，一块块的伤斑。那个夏天，我跟那些美国人一样，也疯了起来，疯得厉害。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肉，象头皮屑，一块块纷纷掉落，就象那些麻疯病人一般，然而我一点知觉也没有。有一天，我坐在大街上，拿着一把刀片，在割自己的小腿，一刀刀割得鲜血直流”。
　　“噢，为什么呢？”我问道，他讲得那样舒坦，好象是在割鸡割鸭似的。
　　“我要试试，我还有没有感觉”
　　“不痛么？”
　　“一点也不痛，我只闻到血腥味。”
　　“嗳，”我暖昧的叫了起来，我觉得风扇吹到身上，毛毛的。
　　“有几个女人看见，吓得大叫。警察跑过来，把我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你去过疯人院么，阿青？”
　　“没有。”
　　“疯人院里也有意思呢。”
　　“怎么会？”
　　“疯人院里有好多漂亮的男护士。”
　　“是么？”我笑道，好奇起来。
　　“我进的那家疯人院在赫逊河边，河上有许多白帆船，我天天就坐在窗口数帆船。我顶记得，有一个叫大伟的男护士，美得惊人，一头闪亮的金发，一双绿得象海水的眼睛。他起码有六尺五，疯人院里的男护士都是大个子。他拿着两颗镇静剂，笑眯眯的哄我吞下去，我猛一把抓住他的手，按到我的胸房上，叫道，‘我的心，我的心呢？我的心不见了！’他误会我向他施暴，用擒拿法一把将我揿到地上去。你猜为什么？我讲的是中文，他听不懂！”
　　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放我出去，夏天早已过了，中央公园里，树上的叶子都掉得精光。我买了一包面包干，在公园里喂了一天的鸽子......”
　　他突然沉默起来，我侧过头去看他，在黑暗中，他那双眼睛，碧荧荧的浮在那里。床头那架风扇轧轧的扇过来一阵阵热风，我背上湿漉漉的浸在汗水里。窗外圆环夜市那边，人语车声，又沸沸扬扬的涌了过采。兜卖海狗丸的破喇叭，吹得分外起劲，可是不知怎的，那样暗哑的一只喇叭，却偏不停的在奏那首《六月茉莉》，一支极温馨的台湾小调，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的，现在让这些破喇叭吹得呜呜咽咽，听着又滑稽，又有股说不出的酸楚。
　　“那些莲花呢，阿青？”
　　“什么？”我吃了一惊，沉寂了半天，他的声音突然冒了起来。
　　“我是说公园里那些莲花，都到哪里去了？”
　　“噢，那些莲花么？听说市政府派人去拔光了。”
　　“唉，可惜了。”
　　“他们都说那些莲花很好看呢。”
　　“新公园是全世界最丑的公园，”他笑道，“只有那些莲花是美的。”
　　“据说是红睡莲，对么？”
　　“对了，鲜红鲜红的。从前莲花开了，我便去数。最多的时候，有九十九朵。有一次，我搞了一朵，放在一个人的掌心上，他捧着那朵红莲，好象捧着一团火似的。那时候，他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十八岁......”我感到他那钉耙似的手，尖硬的手指，伸到我头发里，轻轻的在耙桅着，他那双野火般跳跃的眼睛，又开始身上滚动起来，那样急切，那样强烈的乞求着，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惧畏起来。
　　“王先生，我得走了。”我坐起身来。
　　“不能在这里过夜么？”他看见我在穿衣裤，失望的问道。
　　“我得回去。”
　　“明天可以见你么，阿青？”
　　“对不起，王先生，明天我有约。”
　　我低下身去系鞋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撒这个谎。我并没有约会，可是明天，至少明天，我不能见他。我害怕看到他那双眼睛，他那双眼睛，好象一径在向我要什么东西似的，要得那么凶猛，那么痛苦。
　　“那么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呢？”
　　“我们在公园里，反正总会再碰面的，王先生。”
　　我走到房门口时，回头说道。一口气，我跑下瑶台旅社那道熏漆漆，咯吱咯吱发响的木楼梯，跑出那条湿叽叽臭薰薰的窄巷，投身到圆环那片喧嚣拥挤，到处挂满了鱿鱼、乌贼，以及油腻猪头肉的夜市中。我站到一家叫醉仙的小食店门口，望着那一排倒钩着油淋淋焦黄金亮的麻油鸭，突然间，我感到一阵猛烈的饥饿。我向老板娘要了半只又肥又大的麻油鸭，又点了一盅热气腾腾的当归鸡汤，咕嘟咕嘟，一下子我先把那盅带了药味滚烫的鸡汤，直灌了下去，烫得舌头都麻了，额上的汗水，簌簌的泻下来，我也不去揩拭，两只手，一只扯了一夹肥腿，一只一根翅膀，左右开弓的撕啃起来，一阵工夫，半只肥鸭，只剩下一堆骨头，连鸭脑子也吸光了。我的肚子鼓得胀胀的，可是我的胃仍旧象个无底大洞一般，总也填不满似的。我又向老板娘要了一碟炒米粉，哆哆嗦嗦，风扫残叶一般，也卷得一根不剩。结账下来，一共一百八十七。我掏出胸前口袋里那卷钞票，五张一百元的，从来没有人给过我那么多钱。刚才他把皮夹里所有的钞票都翻出来给我了，还抱歉的说：刚回来，没有换很多台币。
　　离开圆环，我漫步荡回锦州街的住所去。中山北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紫白色的荧光灯，一路静荡荡的亮下去。我一个人，独自跨步在行人道上；我脚上打了铁钉的皮靴，击得人行道的水门汀嗑、嗑、嗑发着空寂的回响。我把裤带松开，将身上湿透了的衬衫扯到裤子外面，打开了扣子。路上总算起了一阵凌晨的凉风。把我的湿衬衫吹得扬了起来。我全身的汗毛微微一张，我感到一阵沉滞的满足，以及过度满足后的一片麻木。

弟娃

　　我猛然惊坐起来，听见自己叫减道。满地扎眼的阳光，已是中午时分，房中热气沸腾，背上的汗水一条条流下来，好象许多根毛虫在上面爬动，痒痒麻麻。床上的草席印着一大块阴黑的汗迹，又是一个火烈的大热天。我跟小玉合租的这间房间，是三夹板隔出来的，只有五个榻榻米大，除了一张床，两只竹篾笼手，什么都放不下了。因为朝西，一到下午，太阳凶狠的射进来，房里就象蒸笼，热得人惴惴不安。
　　我坐在床上，头感到一阵刚睡醒的昏疲，喉头却干得在冒火。窗外传采一阵女人的尖笑，大概锦州街那些吧女都热得跑到巷子里去乘凉调笑去了。巷子里的酒吧还没有上市，收音机却开得大大的，喷出一流狂燥的爵士乐来。渐渐的，我仿佛记了起来，刚才朦胧间，我看见了弟娃。他就站在我的床头，穿着他的童军制服，有肩带的那一套。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他笑嘻嘻的伸出手来，对我说道：
　　“阿青，我的口琴呢？”
　　去年弟娃生日，十五岁，我送了一管口琴给他，是在功学社买的，蝴蝶牌，两百七十块，花了我半个月的送报钱。弟娃爱得不忍释手，上学他把口琴插在裤子后面袋里，晚上他便放在枕头底下。睡到床上，还要拿出来吹两下，开始弟娃只会吹单音，后来我教他和声，他一学便会，而且吹得比我还要有板有眼。那时候学校里正在教《踏雪寻梅》，弟娃天天回家便吹奏这首轻快得象流水似的曲子。有时我们上了床，熄了灯，弟娃还要把口琴掏出来，把被窝蒙起头来吹，口琴声从被窝里透出来，闷得呜呜的响。有一次，把父亲吵醒了，他气冲冲跑进来，一把将弟娃被窝掀开，弟娃怕挨揍，赶紧双手抱住头，缩成一团。父亲看着，竟笑了。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见父亲那张苍纹满布严峻的脸上，绽开那样一抹慈蔼的笑容。我跳下床，从床底拖出我那只竹篾笼子，从里面掣出了我送给弟娃的那管蝴蝶牌口琴来。几个月没有擦拭，口琴的白铜皮有点发黄了。我放到口边随便吹了两下声音还是十分清越的，只是有点霉味。我从家里跑出来的那天，这管口琴正好插在裤袋里。是我从家里唯一带出来的东西。
　　三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我想起弟娃来。这三个多月，是一连串没有记忆的日子。白天，我们到处潜伏着，象冬眠的毒蛇，一个个分别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直到黑夜来临，我们才苏醒过来，在黑暗的保护下，如同一群蝙蝠，开始在台北的夜空中急乱的飞跃。在公园里，我们好象一队受了禁制的魂魄，在莲花池的台阶上，绕着圈圈，在跳着祭舞似的，疯狂的互相追逐，追到深夜，追到凌晨。我们窜逃到南阳街，一窝蜂钻进新南阳里，在那散着尿臊的冷气中，我们伸出八爪鱼似的手爪，在电影院的后排去捕捉那些面目模糊的人体。我们躲过西门町霓虹灯网的射杀，溜进中华商场上中下各层那些闷臭的公厕中。我们用眼神，用手势，用脚步，发出各种神秘的暗号，来联络我们的同路人。我们在万华，我们在圆环，我们在三水街，我们在中山北路——我们鬼祟的穿进一条条潮湿的死巷，闪入一间间黝暗腐朽日据时代残留下来的客栈里。直到夜深，直到夜真的深了，路上的行人绝了迹，我们才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爬回到大街上来，这时，这些冷落的，不设防的街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我们手里捏着一叠沁着汗水的新台币，在黎明前的一刻，拖着我们流干精液的身体，放肆而又虚脱，漫步蹭回各自的洞穴里去。
　　这三个多月来，我的脑袋里，一直是空空的，好象有人将我的头盖揭开，把我的大脑一下子挖掉了一般，一点思念，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弟娃，我最爱的弟娃，我竟没有去想过他。可是刚才那一刻，他却明明站在我的床前，离得我那样近，伸手出来，笑嘻嘻的向我说道：阿青，我的口琴呢？我记得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的手是冰凉的。就象那晚一样，父亲先去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弟娃身边守住他，我去捏他的手，他的手冰冷，冷得叫我打了一个寒噤。我们在他身体—下面垫了许多块砖头大的干冰。那些干冰一直在冒冷烟，弟娃如同睡在雾中一般。在市立殡仪馆，他们把他装进了一副小棺材里。他的小棺材，薄薄的，象只木箱，我趁他们不备，溜进了停尸间去，掀开了弟娃的棺材盖。弟娃十分局促的仰卧在里头，他们替他化了装，在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上，涂上了淡淡的胭脂。他们把他的双手合拢在胸前，他的肩膀都给挤的拱缩了起来。弟娃看来好象在装睡的模样，满面调皮滑稽，好象随时都忍不住要笑出来似的。我们把弟娃运到碧潭公墓去，两个抬棺的脚夫，粗手粗脚，棺材从车上抬下来，东碰西撞，棺材头撞在车门上砰砰晌。我一阵暴怒，走过去，猛推了脚夫一把，喝道：
　　“轻些，知道么？”
　　“还不起来？日头晒屁股了！”
　　丽月探头进来笑道，她只穿了奶罩三角裤，披着一件粉红绸子的短袖睡衣，一头发卷还没有有拆去。
　　“小玉回来过么？”我问道。
　　“你问呀，那个小玻璃，昨晚又野到哪里去了，”丽月乜斜着眼睛瞅着我，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阿青，你老实招来吧，昨晚你钓到大鱼没有？是条青花还是条老泥鳅？”
　　“还有饭么？”我不理会丽月。
　　“你上个月欠我的伙食还没还清，还想吃饭么？”
　　“先还一百，这总可以了吧？”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来，丽月一把抢了过去，笑道：
　　“快去吧，早上做的稀饭都发馊啦。”
　　我跟着丽月，走到她隔壁房去。她的房间，只跟我们的隔了一层薄薄的三夹板。从前丽月那个美国大兵情人强尼和她同居的时候，她把我们这间房布置成一间小客厅。强尼抛下她回美国后，她便分租给小玉，只收他四百块一个月，还让他搭中饭。小玉认识老周后，常常不回来住，他便叫我搬了进来，分担他一半租钱。
　　丽月是小玉的表姐，她很疼小玉，常常揪住小玉的腮叫他小玻璃。丽月体格很棒，而且风骚，在纽约吧里大红特红，那些美国兵都叫她丽丽。丽月用手捧起她那两团大奶子，面一扬，很不屑的说道：“怕什么？老娘有的是本钱！”有时候她白天去上班，家中阿巴桑忙着做事，便把她那个三岁大和强尼生的那个杂种仔小强尼赶到我们房间来，要我们看顾。那个杂种是个小可爱，一身洁白的娃娃肉，绿莹莹的眼珠子，却是一头乌黑微鬈的头发。丽月本来把她的杂种仔丢给了孤儿院，后来舍不得，又去把他接了回来。丽月说，小杂种的老爸，是个很标致的美国郎。她案上有一张他穿了一身白色海军制服的照片，咧着嘴，一双眼睛花花的，风风流流的模样。丽月跟他同居，倒贴了他一年，还替他生了一个小杂种，他拍拍屁股，便溜回国去了。一共只来过三封信，寄了二十块美金给小强尼买圣诞礼物。丽月无可奈何的叹道：“美国鸟，是很有良心的么？”然而她说她并不恨他，她原谅他，他来了她还要跟他睡觉。
　　“啊唷，有鱿鱼吃！”
　　我看丽月房中饭桌上摆着一碟酸菜炒鱿鱼，一碗白稀饭。
　　“丽月姐，你真是一个好人！”我摸了一下丽月扎实润凉的膀子。
　
　　“去你的，少拍老娘马屁，”丽月坐到我对面笑道，“我问你，玉仔昨晚到底又到哪里去打野食去了？”
　　“小玉么？找到一位华侨干爹啦，是从东京来的。”
　　“伊娘咧！”丽月咯咯骚笑了起来，“那个小玻璃专爱吃‘沙西米’！去年有一个大阪来的华侨，开中华料理的。玉仔为了他失魂落魄，做了好几个月的樱花梦。昨天半夜老周还来找他，我替他撒谎，说他回三重镇去了。老周只是不信，抓住我诉苦，一口呢呢侬侬的上海话，我也听不大懂。我看那个胖阿公对玉仔还有几分真心。”
　　“老周上星期才给小玉买了一只精工表，一千五，自动的，还有日历呢。”
　　“我看到啦，玉仔戴在手上亮来亮去，”丽月笑叹道，“谁教那个胖阿公偏偏迷上这个没心肝的玻璃货，算他倒霉！”
　　“阿母......”
　　阿巴桑带着小强尼走了进来，那个小杂种一看到他母亲，便摇摇晃晃，笑嘻嘻的一头撞进他母亲怀里叫道。丽月一把将小强尼抱了起来，剥开他的开裆裤，在他那混圆的小屁股上咬了一口，恨道：
　　“你这个小野仔，小杂种，你要了你阿母的命啦！”
　　阿巴桑是个大胖子，性情异常急躁，爬上楼半天还喘不过气来，脸上的汗水滴滴嗒嗒的。她把手里一对红蜡烛，两炷香，四五串锡箔元宝，还有一大叠纸钱往桌上一搁，便一五一十跟丽月算起账来，我猛然才想起，今天竟是七月十五，中元节了。
　　“你给谁烧冥钱，丽月姐，”我问道。
　　“给我那个死鬼阿爸呀！”丽月叹息道，她提起一串元宝来，蟋蟋簌簌的抖响着，“他在的时候，天天向我讨钱。死了，梦里头还要向我讨。不烧给他，我害怕，怕他到阎王面前去告状。”
　　“丽月姐，你分一半元宝给我，我给钱给你，”我掏出了二十块钱来递给丽月。
　　“你又烧给谁啦？”丽月诧异道。
　　“我烧给我阿弟。”
　　“他也向你要钱么？”
　　“他向我要口琴，”我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十六岁了。”
　　“口琴？”丽月哈哈大笑，“那个地方大概也有口琴卖的吧？人家说，阴间跟我们这里一样，什么都有。一定也有许多酒吧，我死翘翘了就到下面去当吧女去！要不然，越战打死那么多美国兵，怎么办？”
　　丽月笑得乱晃起来，两个大奶子战弹弹的，她指着我叫道，
　　“玻璃鬼！玻璃鬼！你和玉仔两人死了，一定也变成玻璃鬼。你活着是什么货，死了也是什么货，想改也改不了！”
　　我把两串元宝拿回房中，搁在床上，然后到澡房去冲了一个冷水澡，把头发也洗干净了。我换上了一套新买的衣服，一条深蓝达克龙的西装裤，一件套头蓝白条子的紧身衫。我把一头又长又硬桀骜不驯的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还抿上了一些小玉的发蜡。临走时，我将那管蝴蝶牌的口琴，插到后面裤袋里。我经过丽月房门口，丽月吹了一声口哨，叫道：
　　“这一身打扮，又去找郎客了！”
　　我头也没回，跑下楼去，闯进了外面的世界里。中山北路上上下下，好象都落满了白色冒烟的溶液一般，空气热得在闪闪颤动。我赶忙掏了我那副宽边深黑的墨镜来戴上，这副太阳眼镜，是一个客人遗留在旅馆里五斗柜上的，我收了起来，据为已有。白天在人群里，我便戴上这副宽边墨镜，把脸遮去一半。这样，即使碰见熟人，也可以装着没有看见，回避过去。
　　我在中山北路乘上公共汽车，坐到车子的最后一排角落里去，汽车里很燥热，刚洗完澡，一坐下来，一身又湿了。我要乘到西门町，然后转到南机场去。母亲就住在南机场那边。有五年多，没有见到母亲了。我得到关于她最后的消息，是她在南机场跟一个开地下茶室的男人同了居。那还是弟娃告诉我的，他曾经到南机场去看过母亲两三回．母亲带他到西门町一条龙去吃蒸饺，两人吃了三笼。可是母亲后来却吩咐弟娃：以后没有事，不要再去找她了。这次弟娃去世，母亲并不知道。好几次我都想去告诉她，不知怎的，总没有去成。因为许多年没有跟母亲见过面，怕见了大家尴尬，没有话说。
　　想到母亲，想到弟娃，我又不禁想起我们那个七零八落，破败不堪的家来。

audrey

放逐



　　三个月零十天以前，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阳光把我们那条小巷照得白花花的一片，我打着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头望去，父亲正在我身后追赶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一只手不停的挥动着他那管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自卫枪；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一双血丝满布的眼晴，在射着怒火；他的声音，悲愤，颤抖，嗄哑的喊道：
　　 畜生！畜生！



　　　　　　　　　　　　　　　　　　　　　布 告


　　查本校夜间部三下丙班学生李青于本月三日晚十一时许在本校化学实验室内与实验室管理员赵武胜发生淫猥行为为校警当场捕获该生品行不端恶性重大有碍校誉除记大过三次外并勒令退学以儆效尤
　 特此公告
　　　　　　　　　　　　　　　　　　　　　　省立育德中学校长高义天
         　　 　　　　　　　　　　　　　　　　 中华民国五九年五月五日

　　　　　　　　　　　　　　　　　　　　　

　　　　　　　　　　　　　　　　　　
在我们的王国里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被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有时候我们推一个元首——一个资格老，丰仪美，有架势，吃得开的人物，然而我们又很随便，很任性的把他推倒，因为我们是一个个喜新厌旧，不守规矩的国族。说起我们王国的疆域，其实狭小得可怜：长不过两三百公尺，宽不过百把公尺，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街新公园里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土地。我们国土的边缘，都栽着一些重重叠叠，纠缠不清的热带树丛：绿珊瑚，面包树，一棵棵老得须发零落的棕榈，还有靠着马路的那一排终日摇头叹息的大王椰，如同一圈紧密的田篱，把我们的王国遮掩起来，与外面世界，暂时隔离。然而围篱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威胁，在我们的国土内，却无时无刻不尖锐的感觉得倒。丛林外播音台那边，那架喧嚣的扩音机，经常送过来，外面世界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中广公司那位女广播员，一口京腔，咄咄逼人的叫道：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港台国际贩毒私枭今晨落网！水肥处贪污案明日开庭！
　　我们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好象是虎狼满布的森林中，一群劫后余生的糜鹿，异常警觉的聆听着。风吹草动，每一声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只要那打着铁钉的警察皮靴，咯轧咯轧，从那片棕搁丛中，一旦侵袭到我们的疆域里，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候地一下，做鸟兽散。有的窜到播音台前，混入人堆中，有的钻进厕所里，撒尿的装撒尿，拉屎的装拉屎，有的逃到公园大门，那座古代陵墓般的博物馆石阶上，躲入那一报报矗立的石柱后面，在石柱的阴影掩蔽下，暂时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我们那个无政府的王国，并不能给予我们任何的庇护，我们都得仰靠自己的动物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求存之道。
　　我们这个王国，历史暖昧，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也不知道始于何时，然而在我们这个极隐秘，极不合法的蕞尔小国中，这些年，却也发生过不少可歌可泣，不足与外人道的沧桑痛史。我们那几位白发苍苍的元老，对我们提起从前那些斑斑往事来，总是颇带着伤感又不免稍稍自傲的叹息道：“唉，你们哪里赶得上那些日子?”
　　据说若干年前，公园里那顷莲花池内，曾经栽满了红睡莲。到了夏天，那些睡莲一朵朵开放了起来，浮在水面上，象是一盏盏明艳的红灯笼。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市政府派人来，把一池红莲拨得精光，在池中央起了一座八角形的亭阁，池子的四周，也筑了几栋红柱绿瓦的凉亭，使得我们这片原来十分原始朴素的国土，凭空增添了许多矫饰的古香古色，一片世俗中透着几分怪异。我们那几位元老提起此事，总不免抚今追昔的惋叹：
　　“那些鲜红的莲花哟，实在美得动人！”
　　于是他们又互相道出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姓名，追怀起一些令人心折的古老故事来。那些故事的主角，都是若干年前，脱离了我们的国籍，到外面去闯江湖的英雄好汉。有的早已失踪，音讯俱杳。有的夭折，墓上都爬满了野草。可是也有的，却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后，一个又深又黑的夜里，突然会出现在莲花池畔，重返我们黑暗的王国，围着池子急切焦灼的轮回着，好象在寻找自己许多年前失去了的那个灵魂似的。于是我们那些白发苍苍的元老们，便点着头，半闭着眼，满面悲悯，带着智慧，而又十分感慨的结论道：
　　“总是这样的，你们以为外面的世界很大么？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仍旧会乖乖的飞回到咱们自己这个老窝里来。”
　　昨天，台北市的气温，又升到了摄氏四十度。报纸上说，这是二十年来，最炎热，最干旱的一个夏天。整个八月，一滴雨水也没下过。公园里的树木，热得都在冒烟。那些棕榈，绿珊瑚，大王椰，一丛丛郁郁蒸蒸，顶上罩着一层热雾。公园内莲花池周围的水泥台阶，台阶上一道道的石栏杆，白天让太阳晒狠了，到了夜里，都在喷吐着热气。人站在石阶上，身上给热气熏得暖烘烘、痒麻麻的。天上黑沉沉，云层低得压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团肥圆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椰树顶上，昏红昏红的，好象一只发着猩红热的大肉球，带着血丝。四周没有一点风，树林子黑魆魆，一棵棵静立在那里。空气又浓又热又伺，胶凝了起来一般。
　　因为是周末的晚上，我们都到齐了，一个挨着一个，站在莲花池的台阶上，靠着栏杆，把池子围得密密的。池子的周围，浮满了人头，在黑暗中，一颗颗，晃过来，晃过去，在绕着池子打圈圈。在幽瞑的夜色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浮着一枚残秃的头颅，那边飘着一绺麻白的发鬓，一双双睁得老大、闪着欲念的眼睛，象夜猫的瞳孔，在射着精光。低低的，沙沙的，隐秘的私语，在各个角落，嗡嗡营营的进行着。偶尔，一下孟浪的笑声，会唐突的迸发到浓热的夜空里，向四处滚跳过去。当然，这阵放肆的笑声，是从我们的师傅杨教头那儿发出来的。杨教头穿着一身绛红的套头紧身衫，一个胖大的肚子箍得圆滚滚的挺在身前，一条黑得发亮的奥龙裤子，却把个屁股包得扎扎实实隆在身后，好象前后都挂着一只大气球似的。杨教头穿来插去，在台阶上来回巡逻，忙着跟大家打招呼。手中擎着一柄两尺长的大纸折扇，扇一张，便亮出扇面“清风徐来”，扇底“好梦不惊”，八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来。杨教头喘吁吁的叫着，笑着，一走动，身前身后的肉皮球，便颤抖抖，此起彼落的波动起来，很嚣张，很有架势。杨教头自己封为公园里的总教头。他说，我们这个老窝里，地上有几根草他都数得出，在他手下调理出来的徒子徒孙，少说些，怕也不下三五十人。他常常挥舞着他手上那柄两尺长的折扇，一杆指挥棒似的，猛的戳到我们前来，喝骂道：
　　“这起屄养的，师傅在公园出道，你们还都在娘胎里头呢！敢在师傅面前逞强么？吃屎不知香臭的兔崽子们！”
　　有一次，小玉穿了一件猩红翻领衬衫，一条宝蓝喇叭裤，脚下的半统靴，磕跺磕跺，在台阶上亮来亮去，很俊，很帅，很骚包。不知怎的却触怒了我们师傅，他伸手一招锁骨擒拿法，便将小玉一只手扭到了背后去，冷笑道：
　　“你这几根轻骨头，在亮给谁看？在师傅面前献宝么？可知道师傅象你那点年纪，票戏还去杨宗保呢！你的骨头有几斤，我倒要来称一称 。”
　　说着另一只手，在小玉脖子狠狠一捏，小玉痛得直叫哎哟，一连讨了二十个饶。我们的师傅杨金海杨总教头，在公园里确实是个很有来历，很有身价的人物。他是我们的开国元老，公园里的人，他泰半相识，各人的脾性好恶，他通通摸得一清二楚。杨教头，手段圆滑，八面玲珑，而且背后还有几个有头有脸的人替他撑腰，所以在公园里很吃得开。从前杨教头在中山北路六条通里几家酒馆饭店都当过经理领班，各色人等都应付过，见闻广博，路子特多，许多酒店旅馆都有他的眼线。哈罗哈罗，洋泾浜的英文，他说得出一大串，多得死嘎，日本话也能来几句，因此人又叫他六条通，条条都通。
　　据说我们师傅杨教头从前也是好人家的子弟。他老爸在大陆上还在山东烟台当地方官呢，跑到台湾却在台北桃源街开了一家叫桃源春吃宵夜的小酒馆来，杨教头便在酒馆子里替他父亲掌柜。那时候，公园里的人，夜夜都去桃源春捧场，生意着实兴盛了一阵。后来公园里的流氓也夹了进去，勒索生事，把警察招了去。有些人怕事，便不去上门了，生意一淡，关门大吉。后来别人又陆续开了潇湘、香槟、六福堂，但通通不成气候。公园里的人，至今还是怀念着杨教头那家桃源春。他们说，冬天夜里，公园里冷了，大家挤到桃源春去，暖一壶绍兴酒，来两碟卤菜。大家醺醺然，敲碗的敲碗，敲碟的敲碟，勾肩搭背，一齐哼几支流行曲子，那种情调实在是好的。杨教头提起桃源春，便很得意：
　　“我那家桃源春么，就是个世外桃源！那些鸟儿躲在里头，外面的风风雨雨都打不到，又舒服又安全。我呢，就是那千手观音，不知道普渡过多少只苦命鸟！”
　　后来杨教头跟他老爸闹翻了，跑了出来。原因是老头子银行里的存款，他狠狠地提走了一大笔。据说那笔钱，完全用在了我们师傅的宝贝干儿子原始人阿雄仔的身上。阿雄仔是山地郎，会发羊癫疯的，走着走着，噗通就会倒下去，满嘴吐着白沫子。那次他昏倒在马路上，一双腿让汽车撞断了，在台湾疗养院住了半年，花了几十万，是杨教头出的钱。阿雄仔身高六尺三，通身漆黑，胸膛上的肌肉块子铁那么硬。一双手爪，大得出奇，熊掌一般。有时候，他跟我们开玩笑，傻楞楞的伸出一双大手，抱住我们；使劲一搂。他的臂力大得惊人，吃他箍一下，全身的骨头都轧碎了似的，痛得我们大叫起来。阿雄仔最好吃，我们逗他，拿根冰棒在他脸上晃一下，说：“叫声哥哥！”他便伸手来抢，咧开嘴傻笑，咬着大舌头，叫道：“高高、高高。”其实他比我们要大十几岁，总有三十了。每次出来，他跟在杨教头身后，手里总是大包小包拎着：陈皮梅、加应子、花生酥，一面走一面往嘴里塞，见了我们，便扬起手里的零食，叫道：“要不要？”我们每人，他都分一点。有时杨教头看不过去，便用扇子敲他一记脑袋，骂道：
　　“你穷大方吧，回头搞光了，我买根狗屌给你吃！”
　　“徒弟们，还傻站在这里干么？”我们师傅杨教头踅到我们堆子里来，一把扇子指点了我们一轮，喝道：“那些大鱼回头一条条都让三水街的小么儿钓走了，剩下几根隔夜油条，我看你们有没有胃口要？”
　　说着杨教头唰一下，豁开了他那柄大折扇，“清风徐来”，“好梦不惊”，拚命扇动起来。原始人阿雄仔竖在杨教头身后，庞然大物，好象马戏团里的大狗熊一般。他穿着一件亮紫尼龙运动衫，崭新的，把他胸膛上的肌肉，绷得块块凸起。
　　“嚯，阿雄仔，你这件新衣裳好帅，是老龟头送给你的吧？”
　　小玉伸出手去捶了一下阿雄仔的胸膛，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们想激我们师傅，就拿阿雄仔来开胃， 老龟头是个六十开外的老色鬼，颈子上长满了牛皮癣。公园里的人，谁也不理他，他只有躲在黑暗里，趁我们不防备，猛伸出手来，抓我们一把。有二次，他拿了一包煮花生，把阿雄仔哄走了。事后我们师傅气得发昏，揪住老龟头，打得臭死。
　　“你他妈狗娘养的，你那一身才是老龟头送的呢！”杨教头一把扇子戳到小玉额上，骂道：“雄仔这件衣裳么，你问问他自己，是谁买给他的？”
　　“达达买给我的，”阿雄仔咬着大舌头，痴笑道。
　　“傻仔，在哪里买的？”
　　“今日公司。”
　　“多少钱？”
　　“一百......”
　　“他娘的，一百八！”杨教头一个响巴掌打到阿雄仔宽厚的背上，呵呵的笑了起来，“啊唷！这个小贼，原来躲在这里......”
　　杨教头发现老鼠畏畏缩缩躲在小玉身后，抢前一把，揪住了老鼠的耳朵，把他拖了出来，捉住老鼠的手梗子，啐道：
　　“你们快去拿把刀来，我来把这双贼爪子剁掉！这双贼手回来做什么？一天到晚只会偷鸡摸狗！找死也不找好日子，我介绍人给你，要你去打炮，谁许你偷别人东西的？师傅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不等人家报警，我先把你这个死贼揪进警察局去；狠狠的修理修理，明天我就去告诉乌鸦，叫他把你吊起来打！”
　　“师傅......”老鼠挣扎着，仓皇叫道，一张瘦黄的小三角脸扭曲得变了怪相。
　　“哦，”杨教头冷笑道，“你也知道害怕?上次不是我讲情，乌鸦早揍死你了，钢丝鞭的滋味你还记得么？”
　　杨教头扬手便给了老鼠两下耳光，打得老鼠的头晃过来，晃过去，然后又用扇柄戳了他两下额头，才带着阿雄仔，扬长而去。他那一身肥肉，很有节奏的前后起伏波动着。
　　“你又偷人家什么东西了?”小玉问道。
　　“我不过拿了他一支钢笔罢咧，什么屁稀奇！”老鼠撇了一撇嘴，吐了一泡口水，“那个死郎，讲好三百，只给了老子两百。”
　　“哟，你什么时候又涨价了?三百?”小玉诧异道。
　　老鼠讪讪的咧开嘴，忸怩了半天，才吞吞吐吐道：
　　“他要来那一套。”
　　他伸出他那根细瘦的手臂，捞起袖子，露出膀子来。我们都凑过去看，藉着碎石径那边射过来的荧光灯，我们看见老鼠那青瘦的臂膀上，冒着三枚乌黑的泡疮。
　　“喔唷，这是什么玩意儿?”小玉用手去摸。
　　“哎......”老鼠触电般跳了起来，“别碰，好痛，是火泡子——那个死郎用香烟头烧的。”
　　“你这个该死的贱东西，你又搞这一套了，”小玉指着老鼠的鼻尖说道，”总有一天你撞见鬼，把你剁成肉饼吃掉！”
　　老鼠吱吱傻笑了两声，呲着他那一口焦黄的牙齿。
　　“小玉，”老鼠低声恳求道，“你去替我向师傅讲一讲；千万别去告诉乌鸦好不好?”
　　“我替你讲情，你怎么谢我?请我去看新南阳的《吊人树》吧?”小玉揪了老鼠耳朵一下，“你这个小贼，以后偷丁东西，别忘记跟小爷分赃。”
　　“没有问题，”老鼠咧开嘴笑道，他低下头去，抬起手臂，瞅着他自己臂上那几枚乌黑的燎泡，好象很感兴味似的。
　　小玉去了一会儿，回来向老鼠说道：
　　“师傅讲，暂且饶了你这条小狗命，下次再犯，一定严办！瞧瞧你那副德性，提到乌鸦便吓得屁滚尿流！我问你，你到底怕他什么？是不是他那个东西特别大，把你的魂吓掉了还是怎的?”
　　我们都大笑起采，老鼠也跟着我们笑得吱吱叫，乌鸦是老鼠的长兄，老鼠说，他自小便没了爹娘，是在乌鸦家里长大的。乌鸦在江山楼晚香玉当保镖，脾气凶暴得了不得。老鼠在他那里，整天让他拳打脚踢，象个小奴隶一般。我们问老鼠为什么不跑出来。老鼠耸耸肩，也讲不出什么理，他说他跟乌鸦跟惯了。有一次，老鼠偷了一个客人一只手表，警察找到乌鸦家。乌鸦把老鼠吊了起来，一根三尺长的钢丝鞭一顿狠抽，打得老鼠许久伸不直腰，见了我们，佝起背，歪扯着脸，笑得一副怪模样。
　　“阿青。”
　　小玉在我耳朵旁叫了一下，悄悄扯了我一把衣裳。我跟着他，走下台阶，钻进那丛樟木林中去。
　　“拜托，拜托，”小玉抓住我的手臂，兴奋的央求道。
　　“怎么样?又要我替你圆谎了?怎么请我吧。”
　　“好兄弟，明天我带两个大芒果回来给你吃，”小玉笑道，“回头老周来找我，你就说我阿母生病，回三重埔去了。”
　　“算了吧，”我摇手笑道，“上次也是说你老母有病，他还信么?”
　　“管他信不信？”小玉冷笑道，“我又没有卖给他。懒得跟他吵罢咧！”
　　 老周是小玉的干爹，两个人好好分分也有一年多了。老周在中和乡开了一家染织厂，手头还很宽，一天到晚给小玉买东西。上个礼拜，老周才送给小玉一只精工表，小玉戴着那只精工表，到处亮给人看：“是老周买给我的！”我问小玉，是不是跟定老周了，小玉却吁了一口气，叹道：“老头子对我不错的，就是管得太狠，吃不消！”老周逼小玉搬到中和乡跟他住，小玉不肯，只答应一个礼拜去三四天。小玉是匹小野马，老周降不住他，两人常常为了这个吵架。
　　“这次又是个什么新户头啦?”我问道。
　　“告诉你，千万替我保密，是个华侨。”
　　“嘿，拜华侨干爹了呢！”
　　“师傅告诉我，是从东京来的，本省人，据说很神气，我这就到六福客栈去见他去。”
　　小玉说着，蹦蹦跳跳，便往树林子外面跑去，一面又回头向我叫道：
　　“老周那里千万拜托！”
　　树林中都是毒蚊子，站了片刻工夫，我的手臂已经给叮起好几个包了。我抓着痒，往外走去，突然身后有一只手，搭到我肩上。
　　“谁？”
　　我吓了一跳，猛回转身，却看见吴敏那张脸，在幽暗中，好象一张飘在空中的白纸一般。
　　“是你吓！什么时候出院的?”
　　“今天下午。”吴敏的声音微弱，颤抖。
　　“你这个家伙，出来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我就是来找你们的，刚才老鼠告诉我，你跟小玉到这里来。”
　　我朝莲池那边走去，吴敏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央求道，“不要到那边去好么?人那么多。”
　　我回转身，往公园大门博物馆那边走去，小径两旁的荧光路灯，紫色的灯光，照在吴敏脸上，好象涂了一层蜡一般，惨白惨白，一点血色也没有。他那张原来十分清秀的面庞，两腮全削下去，一双乌黑露光的大眼睛，坑得深深的。他举起手，去擦额上的汗，我发觉他左腕上，仍然系着一圈纱布绷带，好象戴着一只白手铐似的。那天吴敏躺在台大医院急诊室里，左手腕上，割下了两寸长的一道刀痕，鲜红的筋肉都翻了出来，淌得一身的血。吴敏没钱交不出保证金，医院不肯替他输血。幸亏我、小玉、老鼠我们三人及时赶到，一个人输了五百CC的血给他，才保住了他一条性命。他见了我们，两只失神的大眼睛眨巴眨巴，嘴巴张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玉却气得蹦跳，骂道：
　　“你妈的，这种下作东西，为什么不去跳楼?摔死不干脆些?还要小爷来输血！”
　　吴敏割腕的前一天，还到公园里来，见到我们，说道：
　　“阿青，我不想活了。”
　　他说时，笑笑的，我们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小玉接口道：
　　“你去死，你去死，你死了我来替你烧纸钱！”
　　谁知道他真的用把刀片把手腕子割得鲜血淋淋。
　　“阿青......”吴敏嗫嚅的叫了我一声，我们在博物馆石阶上，背靠着石柱坐了下来。
　　“嗯？”我望着他。
　　“你能借点钱给我么？”吴敏一直低着头，“我还没吃晚饭。”我伸手到裤袋掏了半天，掏出了三张绉瘪瘪带着汗臭的拾元钞票来，递了给他。
　　“就是这点了。”
　　“过两天再还给你，”吴敏含糊说道。
　　“免啦，”我挥了挥手，“你没钱，为甚不向师傅去讨？”
　　“不好意思再向他开口了，”吴敏干笑了一下，“住院的钱都是他垫的，一万多块呢。”
　　“哇，这次师傅好大方！”我叫道，“到底你是他心爱的徒儿。”
　　“我答应他，以后一定要想办法还他的。”
　　“这么多钱，你一辈子也还不清。我看你还是快点去找个有钱的干爹，替你还债吧，”我笑道。
　　吴敏一直垂着头，那只绑着白纱布的手不停地在地上划字，半晌，幽幽的问道： 　
　　“阿青，那天你到张先生家，到底见到张先生没有，他对你说些什么来着？”
　　吴敏剖腕那天下午，我到敦化南路光武新村去找张先生。从前吴敏在张先生家，我到那儿找过他一次，吴敏正跪在地板上，揪着一块大抹布，在擦地板。他打着赤膊，一双光足，一头的汗。他看见我非常高兴，从冰箱里拿了一瓶苹果西打来请我喝；他跪在地板上，一面奋力擦，一面跟我聊天。张先生那间公寓布置的非常华美，一套五件头黑潦皮高靠背的大沙发，几案都是银光闪闪克罗米架子镶玻璃面的。客厅正面墙有一座高酒柜，里面摆看各式各样的洋酒瓶。
　　“张先生这个家真舒服，我一辈子能待在这里，也是愿的。”吴敏仰起面对我笑道，他一脸绯红，热汗淋淋。
　　那天我到张先生家，张先生正靠坐在客厅里一张沙发上，翘着脚，在看电视，客厅里放着冷气，凉阴阴的。张先生只穿了一条铁灰的绸睡裤，脚下趿着一双宝蓝缎子拖鞋。来开门的是萧勤快——我们都叫他小精怪。小精怪长得浓眉大眼，精壮得象匹小蛮牛，但是一把嘴却甜得象蜜糖，我们师傅杨教头对他说道：“
　　“小精怪，你那把嘴这么会讲话，树上那只八哥儿，你去替我哄下来。”
　　“张先生，”我进到客厅里便对张先生说道，“吴敏自杀了。”
　　张先生起初吃了一惊。
　　“人呢？死了么？”
　　“在台大医院，手腕割开了，正在输血。 ”
　　“哦......”
　　张先生舒了一口气，却又转过头去看电视去了。彩色荧光幕上，映着《群星会》，青山和婉曲两人正做着情人的姿态，在合唱：
　　 菠萝甜蜜蜜
　　 菠萝就象你
　　萧勤快也踅了过来，一屁股坐在张先生旁边，一只脚却蜷到沙发上，手在抠着脚丫子，两个人好象同时都给青山和婉曲的歌吸住了，看着电视，眼睛也不眨一下。青山挽着婉曲的腰，踱来踱去，一首歌都快唱完了，张先生才猛然记起了似的，转过头来，问我道：
　　“吴敏自杀，你来找我干什么？”
　　张先生大约四十上下，开了一家贸易洋行，专门出口塑胶玩具。他是个英俊的男人，鼻梁修挺，头发抿得一丝不苟，鬓脚微微带着一丝花白。可是他那张削薄的嘴，右边嘴角却斜拖着一条深很发黑的痕迹，好象一径挂着一抹冷笑似的。吴敏躺在急诊室里输血的时候，在我耳根下央求：请张先生到医院去一趟。可是我望着张先生嘴角那抹近乎凶残的笑容，一时舌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来得正好，吴敏还有一包旧衣服留在这里，你顺便带给他吧，”张先生说着却向萧勤快指示了一下，“去把那包衣服拿来。”
　　萧勤快赶忙跳下沙发，跑到里面去，取出一包旧衣服来。那是几件发了黄绉成一团的内衣裤，还有两件破旧的花衬衫。萧勤快把那包旧衣服朝我手里一塞，连翻了几下他那双鼓鼓的金鱼眼，满脸得色。我回到台大医院，没有把那旧衣服拿出来，我对吴敏说：张先生不在家。
　　“阿青，你知道，我在张先生家也住了一年多了。总是规规矩矩守在家里，一次都没有自己出来野过。张先生的脾气不好，可是我总是顺从他的。他爱干净，我天天都拚命擦地板。起初我不会烧莱，常挨骂；后来看谱，看会了，张先生有次笑着对我说：“小吴，你的豆瓣鲤鱼跟峨嵋的差不多了。”我高兴得了不得，以为张先生心里很喜欢呢。哪晓得他那天无缘无故发了一顿脾气，便叫我马上搬走，多一天都不许留。我没想到张先生竟是一个那样没有情义的人。阿青，你那天到底见着张先生没有？他还在生气么？......”
　　吴敏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颤抖抖的，听得人心烦。突然间，我好象又看到了张先生在嘴角上那道深深的，凶残的笑痕了似的，我打断了吴敏的怨诉：
　　“我见着他了，他跟萧勤快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群星会》。”
　　“哦！”吴敏暖昧的叹了一口气，过了片刻，他立起身来。
　　“我先走了，我去买点东西吃。”
　　吴敏走下台阶，他那张白纸一样的脸，在黑暗里飘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