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 描绘「薇薇安女孩」时，亨利画的其实是同性恋男孩逃离成年男人的场面

来源：《亨利・达格，被遗弃的天才，及其碎片》：描绘「薇薇安女孩」时，亨利画的其实是同性恋男孩逃离成年男人的场面
2020/05/31

我是艺术家，已经当好几年了

早在一九一○年，亨利便开始从杂志、报纸、广告、涂色书或他处收集孩童、农场与植物、南北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动物、建筑、火车与其他事物的图片，当作书中插图的模特儿与参考数据。亨利大部分的画作是何年何月绘制，我们无从得知，不过最初撰写书评论亨利的创作的约翰．麦葛瑞格认为，其中一张名为〈残暴恶魔折磨可怜孩童〉（An Inhuman Fiend Tormenting a Poor Child）的画作完成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三日左右。画作被亨利贴在一张厚纸板上，纸板上贴了写着该日期的标签。图中画的是「野蛮人」（贬义词，指一战时期德国兵）虐待害怕的小女孩，那应该是一战时期的作品，这也支持麦葛瑞格的论点。倘若麦葛瑞格的假设无误，就表示亨利从居住在劳工之家那段时期便开始绘制第一部小说的插画，且绘画与写作并行。相较于他后续的画作，这幅八又二分之一吋乘以十一又四分之三吋（约二十一公分乘二十九公分）的画稍微小了些。

大部分的画作都能依主题分成相关的两类：一类是有或无薇薇安女孩参与的战斗场面、军人的画像、战场与附近地带的地图，以及其他相关的图画。另一类的主题是战争时期的避难所、远离战斗与邪恶的所在，或是休战后的乌托邦世界。在这类作品中，孩童免于格兰德林尼亚士兵威胁，生活在蓊郁的环境中，这里的花朵大得像一棵棵树木。

根据创作方式分类亨利的画作，也能透露一二。他最早期的艺术作品包括拼贴画：他从《生活》杂志（Life）、《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等刊物剪下的孩童、间谍、军人与王室贵族图片，经过上色、加毛发、加肩章、加帽子等等加工后，贴上厚纸板。亨利有时会加上一大段图解，介绍图中的人物，其中一些甚至是故事的要角，包括叛乱的薇薇安七姊妹。在亨利的加工下，许多人物成了格兰德林尼亚军或安吉利尼亚军的将领。有趣的是，弗朗西斯．薇薇安纳（Francis Viviana）将军与尼罗将军（General Nero：古罗马帝国皇帝。）被画在彼此怀里，看似情意绵绵。包括约翰．曼利、约翰．强森与唐纳．奥兰德在内，亨利在慈悲圣母之家与精神病院认识的一些男孩子，都在故事中摇身变成了大人。姓氏被亨利改写成奥兰多科（Aurandoco）的唐纳，是亨利在精神病院时的特殊朋友之一。约翰．E．强森也是在精神病院认识的男孩，但他的名字被改成钱宁．强斯登（Johnnie Johnston）。亨利同样画了一些与精神病院脱不了关系的图，却并不常写明图中内容为何。举例而言，在〈11。在诺玛凯瑟琳。又被格兰德林尼亚骑兵捕获〉（11. At Norma Catherine. Are captured Again by Glandelinian Cavalry）图中，亨利画了三个孩子在农田里被牛仔的套索套住，令人联想到他初次逃离农场时，被「农场的牛仔」韦斯特先生抓回去的场景。

在描绘战斗与其他战争相关灾难的作品中，亨利还是用拼贴的方式创作极端复杂的图画，不过，与人物肖像不同的是，战争图画中细节过为丰富，令人眼花撩乱。这些图画缺乏透视法等艺术技巧，却能以饱满的情绪力量冲击观者。这些画作多与美国南北战争有关，足以勾起当时人们心中的回忆与想象，还有许多张图参考了在欧洲开打、令美国人焦躁不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亨利似乎在尝试两种不同的拼贴画，一种干净简洁，着重于一两名人物；另一种则是混杂了大量元素的复杂图画。可以想见，在亨利精进画技的同时，两种实验起了互补的效果。

亨利还发展出第三种作画模式：他取自己剪下的不同图案，组合成能够呈现透视感的图画。亨利一直注重深层感受与强烈的主题，但现在他也注意到作品还需要透视感。将迥异的各部分组合成拼贴画，带出图画的主题并试图呈现透视感后，他会以水彩上色。这些拼贴画比起较早期的作品来得大，最高十五吋（约三十公分），最长将近两呎（约六十公分），为他后来还会创造出的更大型作品铺了路。

之后，亨利进入过渡期，不再单独使用拼贴绘图法，而是用描图等较复杂的绘图方式。他并没有完全舍弃拼贴绘图，不过描图法允许他将人物、动物、树木等事物移出原本的环境，套入作品中的主题。举例而言，亨利从儿童涂色书中将小小淑女玛菲特（Little Miss Muffet：小小淑女玛菲特是英语童谣中的角色，出现年份不明。）逃跑的模样描到了画布上，在原图中她吃东西时被蜘蛛吓了一跳，因此惊慌地逃离蜘蛛，亨利省去了蛛网、蜘蛛与玛菲特的矮凳，在他的画中，玛菲特就是个面色惊恐地逃跑的小女孩。她不再是童诗中的主角，而是被格兰德林尼亚士兵威胁，面对被奴役或其他悲惨命运的安吉利尼亚孩子。

到了创作的最后阶段，亨利几乎完全仰赖描图，并使用他描下后放大的图案。他将特定的图案描到纸上，或将剪下的原图带到附近的药局（译注：美国的药局多提供冲洗与影印照片等服务。），那时放大图片的技术已相当普及。透过此法，亨利的画作增添了各式各样的透视感，放大的图案显得较近，没有放大的图则像是在远处。亨利将至少两百四十六个不同的人物放大至不同尺寸，小心翼翼地将图案收入信封，标注每张图代表的人物，在画作中重复使用。

亨利图中的薇薇安女孩，正显示他运用创意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其中一个薇薇安女孩加入画作时，他会从收藏中挑选合适的模特儿，描上画布。若有画出裸体的必要——他经常描绘薇薇安女孩、她们的哥哥潘罗德以及童奴的裸体——亨利便无视衣物，直接描图。他以模特儿的轮廓为基础，自行描绘衣服下的部位，只有在画裸体时亨利才算是真正画图，其他图案都只是照着描而已。

到了大约一九三二年，他也开始将不同的画布上下左右拼接，创作双联、三联，甚至规模更大的作品。我们也许会认为拼接在一起的图画有共同的主题、背景或元素，但其实不然。大约在此时期，他也开始在完成的画作背面创作新图画。由于绘画材料价格不便宜，手头拮据的亨利只能以这种方式省钱。

亨利不曾写下自己对绘画过程的看法，倒是透过同样自学作画的潘罗德发表意见。《不真实的国度》的战役与战役之间，潘罗德曾针对如何画姊妹的画像一事沉思不止一次。亨利必然也曾花上数小时思考此事：

思考许久以后，潘罗德认为可以画姊妹们与父亲的脸部素描……他花了大概三十分钟持续工作，成功画出薇薇安皇帝（Emperor Vivian）［他们父亲］的脸，却撕毁了五六张薇薇安女孩的草图，他对那些图非常不满意。

亨利接着写道，潘罗德没办法画出薇薇安女孩的美丽、庄重、微妙、无辜又害怕的神情，还有那种不是自负、狡猾，而是更漂亮、神圣、可爱、高贵又重要的神情。他常画出她们高贵精致的五官或五官的轮廓……不久后，他发现自己画得越来越像了，终于松一口气。又过了不久，五官清楚得让他感觉「画得很好」。

潘罗德满意地将作品拿给名为响尾蛇男孩（Rattlesnake Boy）的同伴，响尾蛇男孩反应极为热情，还告诉潘罗德这份天赋「一定是上帝的赠礼，是最好的一份礼物。这也绝对能证明你的头脑受了良好、完美的教育，你画得越多，就会画得越好」。响尾蛇男孩助长了亨利的自尊心，确认了他的小说不是「垃圾」——一个曾被视为弱智儿童的人，需要的正是这种鼓励。

玛丽．毕克馥（Mary Pickford）与心灵双性人

薇薇安女孩设定上是孩童，说话的语气却像成人，能力、天赋和智力亦与成人无异。她们经常与成人并肩战斗，并展现出超人一等的技能，甚至在必要时以五星大将般纯熟的技巧率领安吉利尼亚大军。她们是神枪手、擅长剑术，马术也不落人后。薇薇安七姊妹与成人的差别，就只有年龄与体型。七姊妹名义上的首领——安洁莉恩．薇薇安（Angeline Vivian）——曾列出薇薇安女孩的名字与年龄：「有我、薇丽特、乔伊（Joy）、珍妮（Jennie）、凯瑟琳、黑蒂（Hettie）、黛丝和潘罗德。凯瑟琳七岁，黛丝也是。黑蒂八岁，我九岁，薇丽特九岁又五个月，珍妮和乔伊斯（Joice）十岁。潘罗德跟薇丽特一样小，但他十一岁。」潘罗德和亨利一样，比同龄人娇小。

薇薇安七姊妹与兄长潘罗德是《不真实的国度》中最重要的角色，也是最常出现在画作中的角色。严格而言，他们不算是战争中的领袖，而是解放童奴、以阴险手段对付格兰德林尼亚人的间谍。带着一种「振奋人心的积极精神」，薇薇安孩子们进行高尚的危险工作，即使不必要也是如此。为了帮助他们的将领，他们从冲突之海搜集新闻与情报、逃离敌方追兵，还有在战斗中拯救将领和军队，在危急时刻拯救朋友，还有在狂怒的战役中胜过灾厄。

他们比领袖还要更棒，他们是英雄。而最棒的是，薇薇安小孩和创作者亨利以及给了他写作灵感的孩子们不一样：他们永远不会长大。亨利曾抱怨道：「说了你也许不信，但我小时候和大部分的小孩不同，不想看到自己长大的那一天，也恨不得永远不要长大，只想永远年轻。我现在长大了，变成病恹恹的老头子了，可恶。」然而，多亏了童年创伤与天主教教义调合而成的魔药，亨利在精神层面上一直没有真正长大。

包括潘罗德在内的薇薇安小孩无论言行举止都像小大人，但这样的角色并不限于亨利的艺术创作。当时美国的大众文化随处可见大人般的孩童，其中一例，便是无声电影时代最著名也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玛丽．毕克馥。

毕克馥出生于一八九二年四月八日，比亨利早了四天，后来亨利逃离精神病院、回到芝加哥时，毕克馥已经走在成为「美国甜心」的路上了。到一九一一年，亨利开始写《不真实的国度》第二版时（第一版被菲兰毁去之后），毕克馥已经拍了将近七十部电影。亨利在创作时参考了毕克馥最广为人知的电影之一——《小安妮．鲁尼》（Little Annie Rooney）（一九二五年）——在电影其中一幕，安妮（毕克馥）「从下水道的水管内偷偷往外看」，这成了亨利绘制〈在珍妮利奇。艾凡斯的故事2。她们把自己卷进地毯，试图逃脱〉（At Jennie Ritchee. 2 of Story to Evans. They attempt to get away by rolling themselves in floor rugs）的模特儿。画中，薇薇安女孩为逃离格兰德林尼亚军队，躲进卷起的地毯，亨利画了她们偷偷往外望的模样。他家附近的大学剧院（College Theatre）播映过毕克馥的每一部大电影，也许他就是在那里看了《小安妮．鲁尼》。电影院位于雪菲德街与维布斯特街转角，离亨利的住所几个街区，就在圣文生教堂对面。

毕克馥「饰演心志坚强又有活力，而非娇弱愚蠢的女孩」，然而「她演绎的幼稚削减了她的性主体性，却没有减少她成为性客体的潜力」。电影学者盖琳．史都拉尔（Gaylyn Studlar）研究毕克馥在早期电影界的地位时曾表示，在一九一○与一九二○年代，毕克馥的粉丝人数逐渐增加，她「透过并诉诸于整体文化的一种恋童癖以吸引观众，人们将无邪的大女孩视为女性特质的怀旧式理想」。史都拉尔接着写道，此现象导致男性幻想容易依附于她身上。她是有着致命吸引力的女性，充满稚气的演出对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长大的成年男性诱惑力十足；相较于当时体现女性性自主的轻佻女子（flapper）与新女性（New Woman），她诱人的天真无辜也许较能令那些男性放心。另一方面而言，毕克馥饰演的大女孩也是女人与女孩看齐的对象，她们能将她视为令人心安的「无性」角色，因年纪小而免于成年女性气质带来的种种负担——包括性的负担。

为致敬毕克馥，亨利将书中一处战场命名为玛丽．毕克馥交叉口（Mary Pickford Junction），其中一个代表亨利第二自我的角色——亨利．达格将军（General Henry Darger）——就是在此大败格兰德林尼亚军。更重要的是，亨利创造叛逆、坚强的薇薇安七姊妹时，就是以玛丽．毕克馥的「大女孩」角色为原型，不过他没意识到暗藏在毕克馥的角色底下，与「大女孩」形象如影随形的，是「整体文化的恋童癖」。

亨利虽在创作薇薇安女孩时致敬并盗用周遭文化，他也给了她们和他作品中许多女孩子相同的特征：亨利描绘她们的裸体时，我们清楚看到薇薇安女孩实际上并不是女孩，而是双性人。她们拥有小女孩的身形与发型（取自亨利多年来收集的模特儿图案），却也有亨利自行为她们添加的阴茎。对亨利而言，她们代表他与身边许多人对美人、妖精、花朵、女王或酷儿的想象，是心灵层面的双性人。当时的性学家若见到亨利的作品，会将薇薇安女孩归类为「『anima muliebris incorpore virili inclusa』——存于男性躯体中的女性灵魂」之实体表现。

二十世纪初期，一些男同性恋自认为心灵双性人。实际上，从好几个世纪前，双性人的身躯便在艺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从公元前约两百年创作的《沉睡的双性人》（The Sleeping Hermaphrodite）到约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七○年代由札那拉（Czanara，亦即雷蒙德．卡兰斯[Raymond Carrance]）绘制的《佩拉丹的双性天使》（The Hermaphrodite-Angel of Peladan），此类作品并不少见。在他于一九○一年出版的自传——《一个生命的故事》（The Story of a Life）——序言中，克劳德．哈特兰（Claude Hartland）先帮读者打了一剂预防针：

这本书讲述一个人的历史，此人有胡须与发育完整的男性生殖器，但几乎在所有其他方面，他都是女人。

他拥有女人精致、优美的喜好，更严重的是，他也有女人对男人的性欲。

劳夫．沃瑟（Ralph Werther）于一九○○年的《雌雄同体人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n Androgyne）一书中写道，「我身为男孩这件事——确切而言，我的身体是男孩，内心却完完全全是女孩这件事——令我十分懊悔与痛苦」，「上帝创造了……有男性生殖器的女人。」

在十九世纪，男同性恋开始提出对自己的假设与理论，分析他们身为男人却受其他男人而非女人吸引的原因，一些人认为自己是「存于男性躯体中的女性灵魂」，在文学与艺术作品中以结合了男性与女性特征的双性人作为代表。此事在当时除同性恋群体之外少为人知，那时少数对该类作品进行分析调查的性学家——卡尔．乌尔利克斯、理查德德．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德奥精神病学家，着有《性精神病态》（Psychopathia Sexualis）一书，采用传统的临床精神病学方法，有系统地组织与分类多种性偏离行为病例，并大量论及同性恋案例，经过多次再版与增订，为性变态研究的权威著作。）与哈维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Havelock Ellis, 1859–1939，英国医师、性心理学家和研究人类性行为的优生学改革者。一八九七年与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以德文合着其首部著作《性反转》（Sexual Inversion），该书的英语译本乃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的英语医学教科书。他也是首位以客观角度撰写同性恋相关报告的研究者，因他没有将同性恋定义为疾病，不道德或犯罪。）——也都与同性恋次文化关系匪浅。

亨利使用「薇薇安女孩」一词时，指的并非真正的女孩，而是薇薇安美人、妖精、花朵、酷儿或女王。薇薇安女孩同样在亨利的第二部小说中登场，与他们相遇的角色多称他们为「妖精」，除了为他们添加超脱尘俗的色彩之外，也勾勒出他们与同性恋文化的连结。几个世纪以来，模棱两可向来是同性恋文学艺术的特质，亨利也将此法化为己用。

描绘薇薇安女孩时，亨利画的其实是同性恋男孩逃离成年男人的场面，这些同性恋男孩也率军与敌军相抗，还为了打败格兰德林尼亚人而执行间谍任务。若要清楚、完整地了解亨利作为小说家与艺术家的幻想，就不能在他写下或描绘「薇薇安女孩」时将她们想成「女孩」，而该将「女孩」一词取代为「女男孩」（girl-boys）、「同性恋男孩」（gay boys）或亨利自创的「仿女孩」（imitation little girl）。亨利在故事中描述了安洁莉恩、薇丽特、乔伊、珍妮、凯瑟琳、黑蒂与黛丝的身分，却是在画中透露了她们的真面目：她们其实是「薇薇安女男孩」。

没有人会心疼我假话说多便成真了没有人会陪我陪我一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