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_sebastian 于 2024-6-11 14:21 编辑
《莫里斯》作为同性电影的经典之作毋庸置疑，无论是俊美的主人公们，还是浪漫又留有遗憾的故事情节，都会让人陷入其中。《莫里斯》改编自英国作家E.M.福斯特的同名小说。这部于1913年动笔，1914年完稿，在作者去世后才得以发表的作品（1971年），一度被作者的友人认为“过时”，甚至作者自己也对是否发表这部作品产生困惑，其在1960年的打字稿上写道：“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吗？”显然如费尔班克在此书的序中写到的一样，“这部杰出而动人心弦的小说的读者，没有几个会做出感到丝毫怀疑的答复。”以上这些也从侧面揭示了《莫里斯》这部文学作品题材的时代性，笔者虽然在看完电影后又找了原著来看，但直到看了《欧洲同性恋史》这本书才意识到这一点：《莫里斯》并非仅是作者E.M.福斯特的浪漫想象，而是从历史中走来。
作者未在小说中明确表明故事发生的时间，然就创作时间推算，《莫里斯》的故事应该发生在20世纪10年代的英国。小说（共分为四部）前半部分的场景主要在剑桥，讲述了莫里斯和克莱夫在大学校园中不羁的恋爱过程，在第二部后半，故事的场景开始转移到克莱夫的庄园彭杰，同时莫里斯和克莱夫的恋爱关系也开始急转直下。由于克莱夫的突然变心导致两人关系产生裂痕直至最后彻底破碎。当然，小天使阿列克也要正式出场了。
与克莱夫在剑桥——同性恋崇拜与被诱惑的少年
“同性恋崇拜”是20世纪20年代独属于英国的特殊的东西，不同于传统观念中对同性恋行为的怀疑与否定，在某些社会范围内对同性恋开始表现出一种宽容，很快表现为一种肯定，进而成为一种崇拜，其中以公学、大学（即知识分子圈层）尤甚。
在作者的讲述中，莫里斯和克莱夫的相识相恋显得十分自然，似乎这种行为没有什么好觉得奇怪的地方，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此。同性恋“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生活品味、一些阶层和圈子里的一种认同手段”，在公学中，同性恋是司空见惯的，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公学一直都是性放纵的场所”（好吧，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夸张，但这是事实）。《欧洲同性恋史》中引用了一位当时见证者的讲述：“在那时，同性恋是好事，几乎所有男生都与其他人有过性经验。”此时，想必安陵容就要问了，“怎么会有如此淫乱之事？”
公学中的同性恋自然与公学脱不开关系，和预想中的不同，仅供贵族或社会上层就读的公学其实是寄宿制的（而且只有男生才能上公学），同时在当时英国，公学是主要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唯一的就学方式。公学中的少年们除了假期，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和父母的联系都很少，和女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只能和同伴分享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彼此间产生“特殊友谊”便显得自然而然了。
除了公学的客观环境在促成同性恋现象中起了作用，当时暧昧的体制也是一把强力推手。“公学中的性状况显示了制度的虚伪，虽然有清教的镇压性言论，似乎某种放任占了优势。”换句话说，在公学的领导看来，少年同性恋行为是无关紧要，“几乎是性生活的必经之路”。体制的暧昧不只在于领导态度的随意性，还在于制度的安排。公学中有一种“新生配学长”制度，其目的在于保护年幼学生免于年长学生的欺负，旨在加强社会凝聚，但同时也成为了默许同性恋的一项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教师和主任不再直接管理学生的关系和纪律问题，而是直接由“学长”负责，新生与学长之间的同性恋现象也变得十分常见。
当然，《莫里斯》讲述的是发生在大学中的故事，但亲历公学生活的主人公们很难不将这种倾向带入大学，更何况还生活在笼罩着“同性恋崇拜”的氛围当中。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一个概念——习得性同性恋，这自然与先天性同性恋相对。个人在浓烈的同性恋氛围中“被迫”成为同性恋者，那么当他们走出学校、走进社会时，“同性恋”的外衣被褪去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亚力克·沃在《快乐》中表示：“步入成年和社会是通过婚姻和异性关系，谁要是不明白学校只是插曲那他就完蛋了。”而这，便自然成为了克莱夫变心的契机之一。
原著和电影在这部分情节的处理是不同的。和电影相比，原著中克莱夫的变心似乎是没来由的、突兀的。在和莫里斯先后从剑桥退学后，克莱夫突然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的克莱夫对莫里斯的态度陡变。“没有任何警告——生命的本质无端地起了变化，仅仅这么通告道：‘你原来是个爱男性的人，今后将爱女性。不论你理解与否，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第二十四章，下同）“与莫瑞斯或跟他有关的任何人待在一起，忽然令他恶心了。”而在电影中，克莱夫的变心则来源于里斯利被“钓鱼执法”所带来的恐惧，和原著中克莱夫由内心生发的改变不同，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外部性的社会压迫。
如何比较哪种情节处理更为合理？实际上只是在于作者和导演寄予这段情节的表达目的，因为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这两段情节处理都是合理的。对于原著，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克莱夫生重病的时机是在他们从剑桥退学以后（也就是进入社会之时），显然作者将克莱夫视作一名“习得性同性恋”，在进入社会后，忘却校园中的罗曼史是一种通常的社会选择，而莫里斯则是在这种“同性恋崇拜”氛围下完成了自身性认同的“先天性同性恋”，他们将继续以同性恋者的身份生活其中。而在电影中的处理无疑也反应了现实，虽然在某些社会范围内洋溢着“同性恋崇拜”，但就整体的社会氛围来看，同性恋依旧是不被认可的行为，在此种情况下，克莱夫想要维护家族的荣光（不只是同性恋丑闻，他还需要孩子），就必须扼杀自己的本性。
与阿列克在彭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幻想
和阿列克的美满结局让许多观众不至于为莫里斯和克莱夫爱情的无疾而终感到心碎，这其实也是作者福斯特的本意。在结尾的札记中，作者表示“安排一个幸福的结局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我根本不会费神去写。”在这部分情节中，作者无疑“表现了最彻底的乌托邦，在这个世界里同性恋者可以独立于道德压制和社会差异而自由地生活”。“道德压制”自不用说，指的是当时整体的社会氛围，而“社会差异”则是指的莫里斯和阿列克的社会阶层差异以及由社会阶层带来的一系列差异（例如最明显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但如此“乌托邦”的故事在当时社会是有可能发生的，只是个中情节稍有不同。
对工人阶级的幻想在当时英国特别普遍，而这种幻想的最根本来源则是对工人阶级身体的渴望，简单来说，就是“馋别人的身子”。“这是偶像的崇拜，工人阶级或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年承载着强烈的情色内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层中，对工人阶级少年的迷恋成为一种神话，在当时一些文艺作品中，工人阶级似乎成为了性革命的典范。但这种神话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将其作为历史来看，都是不现实的。
在当时，失业工人卖淫是很常见的现象，甚至军人卖淫都很常见，而且他们的目的也不无不同，即“挣钱”。所以现实中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纠缠在一起的目的或许并不浪漫，在双方特别是其中工人阶级青年看来，这或许只是金钱交易而已。
由此可见，在莫里斯和阿列克的部分，作者福斯特其实采用了相当的艺术手法。不图莫里斯钱财的阿列克，甚至为了莫里斯放弃了自己前往阿根廷的机会，最后还和放弃高薪工作的莫里斯一同归隐山林。然峰回路转，这固然是一种美好想象，可是又有何不可呢？无论在何年代，我们都需要有所慰藉不是吗？
其实，谈到“幻想”、“神话”，这是那个年代最不缺乏的话题了。在社会氛围以及“第175条”等的压迫下，同性恋们于此时此地无法自由呼吸，便去往彼时彼地找寻自由。令笔者感到惊讶的是，谁能想到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彼时的中国也是一个对同性恋友好的世外桃源呢？
以上是笔者在看完《莫里斯》电影、原著及《欧洲同性恋史》后生发的一些感想，希望能从历史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一定的解读。在原著中，E.M.福斯特本人对《莫里斯》这本小说的内涵有更深刻的揭示，比如福斯特安排莫里斯和阿列克归隐山林的原因在于“社会施以他们的唯一惩罚就是流放”等等。如果有看完电影感觉有些情节没有理解的小伙伴，真的很推荐看看原著。
另外，笔者真的超级推荐《欧洲同性恋史》，这本书对于理解那些具有年代感的同性电影很有帮助。在没看这本书之前，笔者只是将《莫里斯》作为一般的同性爱小说来看，但当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对《莫里斯》这部作品有了不同的认知。此外，看完这本书之后，对于为何西方在同性恋权益方面有如此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认识，他们真的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在争取自身的权利（当然这也和他们受到的切身压迫有关）。
这里附上文中笔者提到的两本书的资源：《莫里斯》（中英两版）、《欧洲同性恋史》（中文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eIJ-L3QQ0Ulfrje11cJ2g?pwd=qq22 提取码：qq22 | 
